美国核武政策・三｜美好的理想　矛盾的现实

当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2016年5月历史性访问广岛时，他留下了“美国必须要有勇气摆脱恐惧的逻辑，追求无核世界”的名句，但激动人心的演讲词无法掩盖现实的苍白，比起2008年将无核世界作为竞选核心的雄心壮志，其任内实际成就在各种束缚下可谓进两步退一步，这番卸任前的广岛演讲宛如其理想主义的余烬。几个月后，美媒就会报道指奥巴马在内阁成员、军方和盟友抵制下，放弃了宣称核武“不首先使用”（No First Use，NFU）原则的愿望。（系列文章之三）

时隔五年，奥巴马曾经的副手拜登上位，又传出其有意宣布NFU战略的新闻。不过，NFU固然对全球和平大有裨益，但在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美国不安感强烈的大环境下，理想主义还有机会突破现实政治的重围吗？如果拜登像对待各种支出方案一样，以圆滑但坚定的手段执意推动这一政策，由之引发的部分党友、社会、以及盟友的反弹，又会否淹没这一政策的好处？

两派立场各异

当然，NFU支持者为理想主义，反对者为现实主义，只是普罗大众直觉式的判断。事实上，前者向来不满被贴上理想主义者标签，他们指出该政策有诸多实际好处：包括在中美长期竞争、朝核问题未解等地缘紧张局势下降低各国核误判乃至核战风险；美国可更有立场推动核不扩散和减少核武，帮助逆转眼下全球核弹头数量增加的态势，彰显其维护世界和平的领导力。

另外，NFU政策或还会带来美国战略的转变，因为若真正决心不首先使用核武的话，那么核力量维持在“确保报复能力”的程度即可，而非占据绝对优势的“核致胜”标准，这不仅可以帮助美国从升级核武库的天价军费压力中解放，将其用于基础与民生建设，也可身先士卒地防止各国陷入军备竞赛的漩涡，从而促进世界和平。

不过，NFU的反对者往往斥之为天真，故有“理想主义”的标签。他们强调美国放弃先发制人的核选项无异于“自废武功”，不但会使需要核保护伞的盟国（如日韩）倾向自主研发核弹以自保，削弱核不扩散的目的及美国领导力，更会助长对手的气焰，使之在无需担心美国核打击的情况下更大胆行动，例如换来朝鲜的得寸进尺以及中俄更多军事行动，美国最大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2月一篇文章还指出“在美国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后，中国或会在武统台湾时更大胆”。

NFU反对者具天然优势

尽管这些“现实主义者”的不少观点有待商榷（例如美国难道无法通过外交行动解决朝核问题以及抑制盟友核试？美国为中国武统台湾一事使用核武的可能性本就不是趋近于零？），但他们诉诸的恐惧逻辑、以及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上的优势是强大的，使得NFU的理念和推行都面临重重阻碍。

试想一下，在2016年中美关系尚为平缓之时，美国时任国务卿克里（John Kerry）在劝阻奥巴马不要宣布NFU时，就引用了中国在南海扩大影响力的例子，认为该政策会削弱对中国的核威慑力。

而如今中美关系已紧张得多，美国上下对中国不断增强军力（包括增加核弹头在内）的动作更为警惕，美媒更是“杯弓蛇影”到将中国风力发电厂误认为导弹发射井的地步。在弥漫着怀疑和忌惮的社会情绪中，许多美国人直觉式不相信中国坚持NFU原则的诚心，自然也对削弱自身核威慑力有直觉式的反对，乃至认为需要在核武等军事方面加强对中国（以及俄罗斯、朝鲜等中国“拥核盟友”）的绝对优势。

可以说，美国越是焦虑不安，NFU反对者的空间就越广阔，现时美国民主党内和社会各界支持NFU的民意基础就显然比四年前薄弱。虽然拜登未有像特朗普一般“妖魔化”中国，但他也在继续诉诸“被中国赶超的恐惧”以凝聚社会共识，不过正如奥巴马所言，这种恐惧的逻辑恰恰是美国追求无核世界的绊脚石。如果拜登自己言行都难以自洽的话，他又要如何在缺乏民意共识的情况下推进NFU政策呢？

更糟糕的是，反对NFU的“现实主义者”天然掌握主动权。因为如果美国基于战略怀疑采取过度防御或进攻性姿态，往往会激发对手相应的反应，这就使“现实主义者”的理论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例如不相信伊核协议的特朗普在退出协议后，最终促成伊朗将浓缩铀丰度更进一步，这又被共和党人作为伊朗违背承诺、不可简单重返协议的理据。尽管这显然并非美国现实主义者的成功、理想主义者的失败，但能凸显NFU反对者的固有优势——也即他们掌握主动权，可以随意颠覆NFU支持者的成果，而不会像对方那样处于被动地位，声誉和成果都被对手的行动左右，一旦对手采取挑衅行为就会被归咎于是NFU减弱核威慑减弱的后果。

因此，尽管NFU的支持者并非全然“天真的理想主义”，该政策很可能为世界和平的带来切实好处，但NFU的反对者在唤起恐惧逻辑和把握主动权上更具优势，在如今中美竞争的大环境下更是如此。这就使得NFU缺少付诸实践的空间，也无法在现实中展现出其优点，只能被打上难以撕掉的“理想主义”标签。

若缺社会土壤　善政犹不可为

由此可见，即便是正确的政策，也很可能因缺乏社会土壤支撑而只能搁置。不仅如此，强推的话更可能引发更严重的反弹，以致于完全淹没政策好处。假设一下，如果拜登坚持宣布NFU，这个本游离于社会热点之外议题将迅速成为辩论中心，共和党又有可以开炮的话题，目前两党可以算是相敬如宾的气氛可能随之坍塌，不利于立法进程和社会和解氛围。想得更远些，如果再有特朗普式人物当选，他就可以通过取消NFU而立刻提升地缘紧张氛围，届时带来的风险可能会胜过拜登维持核政策原状，那就是得不偿失。

而不仅仅是NFU，拜登的一系列其他政策也蕴含着类似的风险。我们可以看到，拜登在推进其纾困法案、基建法案和家庭法案时一直非常坚定，少有顾及共和党反对，即使是基建法案看似是通过妥协达成两党协议，但其中许多删减的支出款项都直接转移至3.5万亿美元的巨型预算法案内，并通过“预算和解”（budget reconciliation）方式在不需要共和党一票支持的情况下强行通过参院投票，引发共和党激烈反对。

而撇开强势手段不说，光就内容而言，虽然该预算法案中3至4岁上幼儿园免费、帮助合资格移民入籍等等政策都于民有利，但也不乏两党长期分歧之处，令人担忧这会否引发类似于茶党运动的大规模反弹？

有时候，好的政策没有空间得以推进，推行后也不能保证会得到好的结果。难以付诸实践的善政理念只能年复一年被供在“理想主义”的神坛上，无法挣脱“天真”的标签，也自然难与“现实主义”匹敌。类似的两难局面不仅存在于美国，例如在缅甸，即使大多数民众支持民主制度和“全民盟”，但在该国各族群军阀割据、军方大权在握的政治现实下，“全民盟”最终还是落得被推翻的命运。而如何在易于分裂的选举民主中，培养适合理想主义的土壤并制造共识，是国际社会都需要努力的方向，放诸天下皆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