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人权”的现象与本质｜漫谈国际

作为中国与欧美舆论争执的主要议题，新疆人权近来又有相关国际新闻。

7月，欧盟外交官访问新疆之行被中国官方拒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发言人徐贵相于7月30日表示，欧盟代表团之所以被拒，是因为其提出“不合理的要求”。

据徐贵相表示，欧盟方面将面见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等被关押人士作为访问新疆的先决条件，而中国拒绝在“这样的思维和先决条件”基础上安排访问。

中西立场难以弥合

中国的立场自是情理之中，没有任何一个主权国家会接受这种以“会见罪犯”为成行前提的访问。至于西方立场，美国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前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于2020年7月讲得很清楚——在受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欢迎他去新疆看一看，去跟我们新疆各族人民谈一谈，了解一下新疆各族人民对他怎么看”的邀约后，蓬佩奥直言这是“公关伎俩”，没有参加必要。

众所周知，欧美各国近年来屡屡就“维吾尔集中营”、“强迫劳工”等议题向中国发起批评和制裁，中国强硬的反驳态度，也令此议题旷日持久，至今还看不到任何解决的趋势。

不过话说回来，即便该问题目前无法解决，又如何？装睡的人，永远无法被唤醒。西方不接受中国的叙述，不愿“配合中国”去实地走访新疆了解实况，亦不会停止以“新疆人权”问题对中国的指责和控诉，但这并不意味“新疆人权”这个国际舆论问题便无法解决。

现象一：欧美国家反对　伊斯兰世界支持

一方面，欧美不愿走访新疆，自有人愿意。截至2021年1月，已经有100多个国家的1,200多名外交官、记者和宗教团体代表亲自到访新疆，诸多穆斯林大国亦多次在联合国支持中国的新疆政策。这也就牵涉到一个在Twitter、Quora等西方舆论平台经常出现的问题：为什么这些穆斯林国家反而在此问题上不如西方高调？事实上，这些穆斯林国家很高调，只不过是高调支持中国。

毕竟譬如沙特、埃及、叙利亚、伊拉克、苏丹等穆斯林国家，都同样面临宗教极端化、恐怖主义、国家分裂隐患等问题，而在他们参访中国的过程中，亲眼看到了这些“再教育营”和“技能培训中心”所推行的“三学一去”（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律知识、职业技能和去极端化）的成效。

在见证了新疆的安定和就业提升之后，这些面临类似挑战的国家所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新疆政策确实有效”——否则又该如何呢？难道用“反恐战争”的方式吗？诸多批评中国新疆政策的国家，又有谁真实面临同样的问题？又有谁真正提供了解决的方案？对极端分子提供“再教育”和“技能培训”，令其重新融入社会，难道不比“将其列为恐怖分子并击毙”更人性吗？

现象二：“可信度”危机

另一方面，欧美国家也并不掌握对“新疆人权”的舆论主导权，其权威性也因一系列主流媒体的失实报道及官方表态而受到侵蚀。

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英国广播电台（BBC）、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等欧美媒体的新疆报道中，频频有“维吾尔受访者”以英文流利对答。这或是证明受访者在新疆家乡受到正常教育，否则便是他们在海外受到教育及培训。若为前者，那何来“剥夺教育权利”的指控？若是后者，他们对新疆居民又有多大的代表性？是否适合作为受访对象？

与此同时，诸如《纽约时报》“当维吾尔女性的面纱遭遇中国民族同化政策”等报道，既是将去极端化与“民族同化”相混淆，无视西方多个国家自己都在推动“公共场合禁止遮面”等政策的事实；又忽视了新疆本身的传统：相较于其他穆斯林族群，维吾尔等族裔对服装、蓄须等传统本就比较世俗化，直至近几十年因应原教旨主义的影响，才曾经出现愈发保守的短暂趋势。

是以，虽然欧美国家拒不相信中国对“新疆人权”的叙述，控诉北京大搞“国家宣传”，但欧美主流舆论自身在该议题上的操控与宣传也越发明显，路人皆知。以此为由控诉中国，以制裁限制新疆的发展，制造混乱的前提，这才是初衷。

由此而言，中国也着实不用一再向欧美发出邀约，愿意来的人总会来，装睡的人则永远无法被唤醒。当自己眼中有梁木，又如何能去掉对方眼中的刺？而“新疆人权”作为一个国际舆论议题，即便中国与欧美主流舆论的冲突不会止息，但欧美内部已经有愈来越多质疑，中西之外的国家，更是自有定论。

伊力哈木案例：“新疆人权”源头是什么？

那么，当我们回归问题本质，剔除国际舆论的干扰，“新疆人权”作为一个人权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又能否解决？对此，回归到文章起初提到的伊力哈木・土赫提，或许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伊力哈木是一名维吾尔族学者，于2014年1月因涉嫌分裂国家罪被拘，9月被判罪名成立，判服无期徒刑。被拘前，伊力哈木居住于北京，在中央民族大学任职副教授，自2006年起创办并经营“维吾尔在线”网站。其实早在2009年乌鲁木齐市爆发遭致约197人死亡，1721人受伤的“7・5惨案”后，伊力哈木便曾因之前在大学课堂及网站屡屡发表煽动性言论，而短暂被拘留一个月有余。之后又数次因类似缘由被拘，直至2014年被正式判刑。

虽然伊力哈木在判词中被形容为“分裂国家”，但就事论事，他本人从来没有表述过“分裂国家”的言论，而是多次呼吁中央在新疆落实“民族自治”。他曾在受访时表示，“中国是维族人的祖国，维族的前途在中国”，“在维护国家统一前提下，实现自治，落实和完善自治法，这就是维族人的前途，也是国家的前途”，“通过暴力或者依靠西方的力量来争取独立也是不可取的”——因此，伊力哈木被海外视作政见温和的学者。

不过同样是伊力哈木，也做过另外一些激进的表述，譬如“新疆是你汉人的吗？不是，首先是我维吾尔人的，首先是我们中亚民族的”，“维吾尔人要用暴力的方式开展抗争”，“对维吾尔族来说政府就像是鬼子，维吾尔人要像当年反抗日本侵略一样反抗政府”，乃至将“4・23”、“6・26”等造成惨案的恐袭凶手定义为“英雄”。

有趣的是，即便伊力哈木做出这类表述，在2009年“7・5”惨案爆发之前，他却从未受到过多麻烦。甚至是在那之后，他也依旧在中央民族大学教学，“维吾尔在线”网站也持续运营，直至新疆恐袭频发，他才于2014年被拘。

很多时候，人们的言行所带来的后果，并不会尊崇人们所设想的初衷。倘若方法错误，一腔热血及善意，反而会带来负面的后果。伊力哈木等人虽然嘴上表示“通过暴力或者依靠西方的力量来争取独立是不可取”，但他传递一系列“温和表态”，又何尝不是起到推波助澜的效果，反而造就了流血暴力和西方干预？

再综合新疆固有的教育普及水平不足、交通困塞、就业不足，乃至分裂主义、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等牵涉国内外的问题，便酿就了数年前一波又一波的恐袭惨案。

“新疆人权”给世界的诘问

这才是“新疆人权”的根本问题所在。而中国针对这些问题采取一系列方法，包括拘留伊力哈木等人、在新疆落实严厉安保检查措施、大力推动“三学一去”等等……这些原本就令欧美皱眉的措施，也在中美冲突的大背景下，令“新疆人权”问题多了一层“国际舆论冲突”的侧面。

或许有人会说，新疆所发生的暴动和流血，并不直接与伊力哈木的言论相关。此言不虚，无人能证明或证伪这过程中的因果关系，可是，当数百人无辜丧命于刀下，数千人忍受伤残，无数人承受心理阴影，此时纠结于证明或证伪，又有何意义？而中共前几年所采取的拘扣、严管和“三学一去”方式虽然充满争议，但现在的效果，确实就是新疆回归了平静，居民安居乐业，教育和技能水平都显著提高，多年未再爆发暴力事件。

所以，抛开无谓而具有明显政治目的舆论争执，“新疆人权”这个问题，所代表的是一个更宏观、且有普遍参鉴意义的伦理问题——政治究竟应追求成效与结果？还是讲求正义和合理程序？究竟又何谓“正义”？何为“合理程序”？

这是个终极选择，而每一个选择，也都有其代价。中国所追求的是克定祸乱、立政安民；而其代价，也就是当下久而不绝、被蓬佩奥唤作“世纪污点”的“新疆人权问题”。值得与否，自有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