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中拉美・秘鲁｜疫情引爆潜藏左翼浪潮

新冠疫情肆虐一年有余，拉美可谓是全球受创最深的区域，该地人口占全球总数不到9%，但录得的新冠案例却占到近两成，死亡人数更是高达全球四分之一，经济萎缩比例也居世界之最。观乎拉美过往历史，每次大危机之后总会出现猛烈政治转向，如今，平均病殁比例位居全球首位的秘鲁已率先迎来政坛巨变，一位毫无从政经验的激进左翼乡村教师以4.4万票优势险胜前总统之女，虽然双方还在就最终结果激烈拉锯，但秘鲁的变天趋势已然清晰。（系列文章之二）

在拉美，缺乏从政经验、仅靠个人魅力和意识形态上位的反建制领袖一直层出不穷，而且由于贪污之风盛行，民众总是对局外人抱有格外的想象。但即便这样，秘鲁本月选出的新总统卡斯蒂略（Pedro Castillo）的资历欠缺程度也算得上拉美之最。

前乡村教师险胜

这位51岁、有25岁教龄的前乡村教师，在去年疫情封锁期间还在想方设法为五、六年级小学生远程上课，但他所处的丘古尔区（Chugur）是秘鲁最穷地区之一，学生家中通讯工具只有具基本功能的手机，被务农的父母别在腰间带去农地，远程授课无从谈起。

愤懑于国家缺乏补助的卡斯蒂略因此萌生了竞选的想法，他曾在2017年因领导教师罢工而具有一定名气，与全国教师工会关系紧密的激进左翼小党“自由秘鲁”（Peru libre）遂推选他为候选人。在他于今年4月出乎意料地赢得第一轮总统选举之前，几乎没有观察者多达18人的总统候选名单中多看他一眼。毕竟他看上去实在太不够格，总是戴着安第斯山脉农民人手一顶的稻草帽，当他骑马参加集会时，气氛比起政治集会更像乡间聚会。缺乏教育的他也明显对政经常识知之甚少（据说连国家预算和国内生产总值都分不清），具体政策也是翻来覆去，只有口号式政纲。

他对内主张矿业公司缴纳的税率翻一倍以上至70%（这比起第一轮选举时主张全盘国有化已大为退让），以更多地投入教育、医疗等领域，并承诺修改以市场经济为纲的宪法；对外主张退出旨在推翻委内瑞拉马杜罗政府的“利马集团”，并对美国主导的“美洲国家组织”抱有敌意，党魁曾在古巴学医的“自由秘鲁”更呼吁拒绝美国国际开发署援助和关闭美军基地。有保守媒体就哀嚎卡斯蒂略会带来共产主义，将秘鲁变成古巴。

卡斯蒂略的对手与他是两个极端，对方是毁誉参半的前右翼总统阿尔韦托・藤森（Alberto Fujimori）之女藤森惠子，地位显赫、经验丰富、立场亲商。藤森家族自90年代以来在秘鲁政坛拥有巨大影响力，兼具提振经济、剿灭极左恐怖组织的光环与独裁、贪腐的恶名。但惠子比起其父的经济才能，更多展现出的是政治操弄手腕，她过去十年带领在野党“人民力量党”在国会翻云覆雨，去年通过弹劾赶走改革派总统，被视为守旧的既得利益者代表。

对于不少中产阶级秘鲁人来说，这两个选择都让人抗拒，好比在癌症和爱滋病中做选择，但他们大抵一边念叨“两害取其轻”，一边捏着鼻子投了惠子一票。但在贫穷的矿区，民众压倒性地选择了卡斯蒂略，例如在加拿大第一量子矿业公司投资18亿美元的阿基拉区（Haquira），有高达96%的选票流向了他。在政治精英主导的秘鲁政坛，农民和旷工久违地看到了能代表他们的总统候选人。

根据6月15日揭晓的最终计票结果，卡斯蒂略以4.4万票的微弱优势（也即0.25个百分点）胜出，不肯服输的惠子则以选举舞弊为借口要求取消部分选票，双方仍坚持不下。不管卡斯蒂略最终能否在惠子各色手段下守住总统之位，未曾被粉红浪潮席卷过的秘鲁已明显左转，这是秘鲁政治的巨变，也或许是拉美左翼再次当道的前奏。

左翼政府长期缺席

外人可能很难理解，秘鲁过半选民为何甘愿将国家前途交付给毫无经验的乡村教师，就算再怎么渴望变革也显得草率。但站在秘鲁底层民众角度看来，这是在长期缺乏强力左翼政党实现财富再分配的情况下，他们不愿再忍受分配不均和建制派腐败成性的爆发。

梳理秘鲁历史就可发现，该国明显缺少左翼政党执政期。拉美第一波左翼民粹主义浪潮崛起于大萧条时期，当时普遍以“靠山吃山”模式出口初级产品的拉美国家深受重创，政治上代表大众利益、经济上建立本国工业体系的思潮顺势崛起，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都在30至50年代先后迎来了左翼政府。不过，秘鲁因出口产品种类更丰富，在大萧条期间相对受创较少，工业化动力较弱，直到50年代中才刚起步，这也意味工人阶级兴起得更晚。当阿根廷的贝隆（Juan Perón）大刀阔斧实行再分配改革时，秘鲁的新兴左翼势力仍无法动员足够力量胜选。

好笑的是，秘鲁军方1968年为防止左翼“阿普拉党”（APRA）历史性胜选而发起政变，上台后反而践行了阿普拉主义，包括激进的土地改革、没收外资企业和回收矿场租借权、建立大型国企等，但由于触动多方利益，又在1975年被军方另一股势力推翻。等到军方还政于民后，左翼在1985年才终于首次执政。

不过此时，拉美多国已在债务危机的冲击下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市场化改革条件，开始纷纷拥抱新自由主义了，智利更在70年代政变后就先行一步、成绩亮眼。秘鲁逆流而行的左翼政策显得格格不入，也难以吸引外资，最终缺乏经验的“阿普拉党”在债台高筑、经济危机、极左翼恐怖组织“光明之路”恐袭不断等种种难题面前败下阵来，也让左翼力量信誉大跌、一蹶不振。

此后就开启了秘鲁三十年新自由主义之路，阿尔韦托・藤森1990年胜选后力推市场经济改革，并为此发动“自我政变”以高度集权、扫清改革障碍，还成功粉碎了“光明之路”。该阶段秘鲁经济高速发展及社会稳定给了藤森主义巨大光环，即使他本人贪腐指控缠身，但此后历届政府仍将其经济政策奉为圭臬，即使是打着中左翼旗号上台的总统执政后也因强大的藤森主义惯性、缺乏足够自下而上的改革浪潮而趋于保守，让投票给他们的底层选民深感背叛。

新自由主义在秘鲁长期当道，这就造成在委内瑞拉、巴西、玻利维亚等国从上世纪末起陆续迎“粉红浪潮”、推动社会福利工程时，秘鲁相关政策明显力度不足。虽然该国依靠其丰富的矿石资源以及国际市场大宗商品繁荣，保持了几乎三十年不间断的正向增长期，但由于缺乏有力的转移支付，导致地区发展高度不平衡，农村贫穷率比城市高出20个百分点以上。沿海首都利马繁荣兴旺，而利马郊区竖起的隔离墙（也被形容为秘鲁的柏林墙）外，穷人密密麻麻挤在山上棚户区内，这种境况在赋予了秘鲁矿石财富的安第斯山上随处可见，他们在疫情面前毫无自保能力。

而此次疫情更突显了秘鲁医疗、失业救济等社会福利网的不足。该国染病后死亡率高达近10%，每百万人中就有5,673人病殁，位居全球之最，相当于香港如果不幸出现新冠死亡人数高达4.2万人的惨况。此外还有大量缺乏正式工作的民众堕入贫困。因此，当卡斯蒂略打出“富裕的国家没有穷人”的口号时，当他呼吁重新分配矿产财富至教育和医疗行业时，就得到终于感到自己能被代表的底层民众的积极响应。

建制派政客阻碍改革惹民怒

秘鲁的此次变天，除疫情催化了该国迟到的分配正义的呼声，藤森惠子等传统政客贪污无能、沉迷扳倒改革派政府而非抗疫等做法，也让许多民众对建制派彻底失望。

这番政斗要从2018年说起。时任秘鲁总统因被巴西反腐行动“洗车行动”揭发贪腐而辞职，他的落马也标志着秘鲁1985年至2018年的五任总统在贪污问题上无一幸免。惠子本人亦被卷入案件，被揭发瞒报来自巴西公司的政治献金，后被收监13个月，该国贪污风气猖狂程度可见一斑。

当时接任的第一副总统比斯卡拉 (Martín Vizcarra）大力推行反腐措施，赢得民众拥护。他绕过反对派把持的国会，通过修宪公投订立了禁止政客收受私企政治献金、禁止议员连任等政策，可以说触犯到所有建制派利益，令其被国会围攻，反对派无所不用极其地阻碍其改革立法，导致其寸步难行。当比斯卡拉在2019年9月为打破僵局试图解散国会重新大选时，国会拒绝听命，反而宣布将对方停职12个月，这等夺权做法引发社会震惊。最后在军方介入支持比斯卡拉后，国会才退而同意次年初大选，换届之后不久就疫情杀到。

但严峻疫情当前、医疗系统崩溃、裹尸袋供不应求之时，国会反对派比起关心国民健康与生计，将更多精力放在扳倒比斯卡拉上。去年11月，九大反对党联合以比斯卡拉道德不端、抗疫不力为由发起弹劾，迫其下台。难得的“反腐英雄”落得如此下场，就让民众对建制派越发失望，乃至发起十几年未见的大型示威以示抗议，这也是他们在本届大选不再支持藤森惠子的一大原因。

长期的新自由主义至上导致贫富严重不均，以及贪腐成性的建制派政客一心阻碍改革，这便是秘鲁民众即使愿意相信前乡村教师，也不愿再投票给传统政客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