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女性遇害引反警察示威　厌女文化下警方还是保护者吗？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数千名英国民众不顾限聚令约束，在布里斯托（Bristol，英国西南部城市）的市中心进行聚集，抗议国会正在讨论的一项将增强警力的法案（名为“Police, Crime, Sentencing and Courts Bill”）。但原本和平的示威景象很快演变成造成至少两辆警车遭放火、两名警员严重受伤的暴力局面。
自本月10日33的伦敦女性埃弗拉德（Sarah Everard）遭到休班警员绑架和杀害的惨剧后，英国政府亦藉保护女性安全为由试图为该法案争取更多支持，反而遭到了民众——尤其是女性更强烈的抵制。而事实上，埃弗拉德事件引发的民众对执法部门能否保护女性的质疑，并非英国独有。

导火索

3月10日，一具疑似失踪的33岁女性埃弗拉德的遗体在树林中被发现。警方披露的事发过程显示，事发当晚，这位从事社交媒体行业的年轻女性在结束了与友人的聚会后，选择了一条距离更远、但更加光亮且人流更多的回家路。她身着一件亮眼的青绿色外套，一双便于跑动的鞋子，还提前告诉男朋友自己大概什么离开。但看似妥当的防范意识没能阻止悲剧的发生。

警方经调查后确定的嫌疑人竟是其警方的一员——48岁的伦敦警员韦恩·寇曾斯（Wayne Couzens）因涉嫌绑架和杀害被起诉。

在社交媒体上，埃弗拉德案引发了许多英国女性的共鸣，成百上千的女性分享自己曾在公众场所经历的骚扰和对潜在危险的恐惧。一位43岁的伦敦居民Joanna Montgomery在Twitter上描绘自己晚上带两只狗散步的情形：“把耳机调到最低音量，钥匙紧握在手里，性侵的警报放在口袋，在晚上8:30，恐惧与夜色同在。”在本月，联合国妇女署（UN Women）英国分部发布调查结果——在18至24岁的女性当中，有97%的人称自己有过被性骚扰的经历。

英国女性平权党（Women’s Equality Party）的领导者Mandu Reid在事后的一次采访中表示：“我们感到害怕、震惊和恐惧。”但悲痛和震惊很快转化成了对现实的不满、尤其是对本该是保护者的警察的愤怒。

“去抓你们自己人”

3月13日，即施害者出庭首日，从伦敦到布里斯托尔，从诺丁汉到格拉斯哥市，英国各地民众为死去的埃弗拉德默哀。但在伦敦南部的一座大型公园里，一场原本由女性组织申请的示威活动被警方以防疫为由驳回，却反倒刺激了许多民众坚持来到此地进行守夜。警方在活动开始后不久进场围困示威者，在场民众冲着警察齐呼：“去抓你们自己人！”

上千名民众守夜的景象最终以警方粗暴地将参加者压倒在地、双方扭打的局面收场，事后警方面临议员们及多方人士的批评，内政大臣彭黛玲（Priti Patel）此后要求伦敦警方就当晚出现的“令人恼火的”场面提交全面报告。

此时适逢加强警权的法案在议会审议，英国政府藉埃弗拉德一案争取更多支持，称将通过强化执法来保护女性——包括设定更多的实时监控、更好的街道照明以及在酒吧和俱乐部安排更多便衣警力来提防女性受袭的事件。

然而，事实上，一旦法案获得通过，英国全国各地的警察将会有更多权力限制集会和示威活动，包括规定活动开始和结束时间、噪音上限、对违规的参与者进行最高2,500英镑（约合37,000港元）的罚款等，而法案中针对女性的暴力的条款却寥寥无几。这进一步点燃了民众的怒火、并造成了21日布里斯托市的暴力示威。

无形之罪

英国女性对警方的质疑和怒火并不是空穴来风2019年英国《独立报》（The Independent）发布一份报告，指2012至2018年间英国有近568名警员遭到性骚扰指控，但仅有43名受到了惩戒。伦敦非盈利新闻调查机构Bureau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根据其获得的资料文件，指出2015至2018年间，至少有700宗有关警员或执法部门职员实施家庭暴力的报告，且报告涉及英国全国共48个执法部门中的37个。

就在今年初，英国南部汉普郡（Hampshire）才有多名警察被爆以“荡妇”、“娼妓”等侮辱性语言辱骂女性，最终遭辞退。

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下，3月13晚伦敦守夜现场的一幕，成为了伦敦警方欺压女性的象征。伦敦警察厅一位前警察局长对《卫报》（The Guardian）记者表示，“从他们（伦敦警方）处理事情的手段显示出根深蒂固的厌女倾向（ institutionally misogynistic）。”在伦敦警察厅内，女性与男性比例,只有1比2.5。而执法部门内的职位更是直到1975年才开始全面向女性开放。

从全球来看，执法体系内对女性的迫害和厌女现象也绝不罕见。世界卫生组织（WHO）的一份报告指出：除家庭暴力外，由军事人员或警察在冲突中对女性的暴行亦是性暴力重要的一部分，但就此进行的统计和研究却极为稀少——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曾遭到警察在身体、语言和性方面多重暴力的女性权益分子Dorothy Njemanze表示，执法部门对女性的暴力有着隐晦的一面：“它常常以系统性的暴力表现出来，如警方拒绝介入家庭暴力案件，拒绝提交报告，又或者拒绝为女性提供诉诸法庭的法律渠道。”

另一方面，许多地区对于警察文化上的尊敬或崇拜心理也使得民众难以客观的审视执法体系内的残暴，这种倾向在高度军事化的国家和地区尤为明显。来自哥伦比亚的非牟利组织Colombian Collective Action for Conscientious Objection创始人Alejandro Parra Macías称，哥伦比亚的很大一部分民众把警察视为“国家的英雄”，而许多针对女性的暴力刑警恰恰又发生在警察局内部，“但公众对警察的认知和缄默的法则使得警方难被追责”。

在美国，尽管有色人种遭到的警暴引发瞩目，当非裔女性受到警暴时却难以成为新闻头条。最典型的案例便是在弗洛伊德事件前数月，一名26岁黑人女子泰勒（Breonna Taylor）在家中遭射8枪而死，但事件直到弗洛伊德事件曝光后才引发广泛关注。

警察：是保护还是加害？

尽管此次事件引起了英国一些民众和女性组织对警方厌女文化的声讨，但存在于维护法律和社会正义体系内部、对女性的迫害仍大体在人们关注的视线范围以外。埃弗拉德事件发生后，忤逆限聚令走上街头的女性对执法体系的怒火，便是在这隐秘的制度弊病下压抑已久而终于爆发。

女性在成为受害者时能否透过法律渠道鸣不平、公权力是否承认女性的处境并有积极保护的意愿，这些对女性处境从整体上改善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联合国妇女署的调查中，96%的受访者表示她们没有因性骚扰事件报案，当中近一半认为报案也不会有任何改变。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英国政府进一步提出扩大警权、加强执法，其荒谬便可以理解。民众不满上街抗议警察对女性施暴时却还要面临支付罚款给警察的风险，62岁示威者Deborah Bestwick对《卫报》记者表示：“这其中的讽刺太清楚了——一名女性从街上被拖走，其他女性上街抗议，你（警方）要为了阻止示威活动而从街上拖走女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