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权政治：拜登政改如何应对特朗普留下的更大沼泽

在美国的政治中心华盛顿特区，一条名为“K街”的东西向主干道坐落在城市的西北部。过去，这里聚集着大量的游说集团，成为了医药集团、能源企业等各类特殊利益组织透过说客影响政策立法的标志。近年来，许多游说组织虽已搬出“K街”，但这一政治符号所代表的金权政治却愈发影响美国的民主体制。
随着誓言“抽干澡泽”的特朗普入主白宫，这种情形更加明显。而即将上任的美国总统拜登，承诺要扫除这一困扰政坛多年的现象。

匿名政治资金改革

从提高选举资金周转透明度到限制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PAC），拜登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来推动竞选资金改革。当中尤其强调杜绝来自非盈利组织的竞选资金这一项。

2010年以前，美国的政治规则规定企业及各类非盈利组织不得直接投资竞选活动，政治行动委员会（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又称PAC）是为数不多的合法支持议员及总统候选人的渠道，所有PAC由联邦选举委员会登记在册。为使政治资金背后的利益关系更加公开透明，联邦和各州法律规定这些PAC需要全部或至少部分公布背后的出资人。

但2010年最高法院判决“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Citizens United v. FEC）一案后，非盈利组织——包括社会福利组织、工会和各类商会——可以在不公布出资人的情况下、无上限地对竞选活动进行投资，PAC的项目负责人也可直接与参选候选人讨论政策。这就给了许多出资人以“社会福利组织”的名义，匿名投资选举。自那以后，金权交易愈发合法化，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政治影响力大大加强，是为所谓SuperPAC的开端。

根据美国非牟利新闻机构公共诚信中心（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的报道，2014年的中期选举期间，在众多支持现任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的资金中，传统PAC外最大的资金来源为一个名为肯塔基机会联盟（Kentucky Opportunity Coalition）的“社会福利组织”——联盟在2014年的选举中投入760万美元，用于投放攻击麦康奈尔竞争对手的广告。而根据其提交给国税局的有关文件，该组织所进行的所有社会福祉活动，几乎都与政治相关。

在2010年最高法院的判决之后，许多出资者得以通过这种途径，即透过“社会福利组织”、不公开自己的身份来把一位议员送进国会，包括反对减缓全球变暖政策的煤矿企业、不愿意提高最低工资的零售企业、支持持枪权的武器制造商等等。为了更有效地影响政治决策，金主们更出现联手投资的情况。竞选候选人往往与人脉较广的富豪联合举办募款聚会，召集政治诉求相近的富豪，为竞选集资。这些获得了特殊利益团体资助并在竞选期间相互讨论政策的政治竞选者，当选的几率也大大增强。

事实上，PAC和SuperPAC之所以被允许创立，其初衷是为了纳入企业、工会、个人的政治诉求，让其能更好地在政治维度得到展现。然而在现实操作中，其过程却明显夹杂金权交易的弊端，乃至在2010年进一步松绑中愈发猖獗。代表某企业的SuperPAC虽然无法直接为某个竞选人捐款，却可以将钱用到广告等间接影响选举的方式中，且没有金额上限。

还政于民

拜登在就职副总统时期，便见证了这一现象渗透白宫和国会，这也成为他推行政改的强烈来源。

长期追查政治资金的独立政治研究中心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的数据显示，2010年前后的两届总统大选中，这些匿名政治献金从2008年的1亿美金增长到2012年的3亿多美金，翻了整整3倍。

拜登在政纲中明言提出要取缔社福组织的选举投资，便是瞄准了美国当前体制下这种腐败的“金权政治”，意图还政于民。

与此同时，拜登还配备了一系列相关措施来确保匿名政治献金不再匿名，包括改革联邦竞选法（Federal Election Campaign Act）、要求所有在联邦选举中投资超过1万美元的组织向联邦伦理委员会登记，并公布其出资者名单；要求选前投放广告的出资者即时公开身份等。更针对集合了个人、团体无上限政治资金的SuperPAC——2010年最高法院联合公民一案所引发的又一选举资金组织——拜登亦称将对其进行限制、使其独立于竞选活动及政党。

撇清人事任命利害关系？

特朗普在任期内，给予不少华尔街高层及与各种商业利益有着纠葛的人物官职，其麾下诸如前国务卿蒂勒森（Rex Tillerson）与天然气及石油业有千丝万缕的往来，现财政部长努钦（Steven Mnuchin）与金融及电影娱乐业关系甚密，现国防部长埃斯珀（Mark Esper）更曾多年为军工企业做说客。如今拜登胜选，民主党也决心改变这种现况。

从拜登的政纲来看，拜登希望在作风上特朗普政府区分开来。拜登政纲中写道，一旦当选，他将拓展奥巴马和他本人执政时期有关游说集团的行政令，并将其写入法案，但除了区别于特朗普政府外，拜登很可能是为了迎合党内左派的声音，并没有具言将如何“拓展”这一政策。

在一系列具体的政策承诺中，自竞选以来民主党内部便频繁向拜登施压的人事伦理政策在政纲中却没有明确体现。这一政策要求过去作为说客任职于各类倡议机构（advocacy group）、或为各企业、利益集团谋利的人不得在两年内在政府的相关职位任职，来避免利害冲突——这也是为了改变如今愈发异化的“旋转门”制度，防止企业以“卸任公职后提供高薪职位”的方式影响从政者。奥巴马政府时期就曾采取这一措施，但据美媒报道，当时作为副总统的拜登便对这些限制性该措施存疑。

更重要的是，许多曾为拜登工作的得力人手在过去四年恰恰在从事游说方面的工作，这明显将成为拜登组建自己政府班底的阻碍。这在接下来政府交接期间，面对舆论压力，拜登很可能会采取更加折中的方法，尽量平衡伦理上的要求，但也不排除违背这一原则的人事任命。

从政纲整体方向来看，拜登不仅仅希望一扫过去四年特朗普政府内部的“歪风邪气”，更希望留下长久的政治遗产，铲除2010年联合公民案以来笼罩着国会和白宫的金权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