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默克尔统一“解封煞车”标准　值得联邦制美国学习

虽然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3月时曾成功拉拢全国16位联邦州长落实一致的停市与社会疏离政策，可是随着国内疫情渐缓、经济冲击日深，不少主要州份都按捺不住计划自行解封，对各州隔离政策并无实权的默克尔也只能容让各州按自行决定解封进程，不过她仍争得各州长同意订立统一的“解封煞车”标准。

截至5月6日，德国新冠肺炎总确诊人数达16.8万，死亡人数超过7,200。不过，自4月20日开始容许店面面积较小商户开业后，新冠病毒在德国的基本传染数（Basic Reproduction Number）未见反弹趋势。根据当局于5月5日公布的计算，德国现时的新冠病毒基本传染数为0.71——即每一名新冠肺炎感染者将平均传染0.71人——与重开前4月17日公布的0.7水平差别不太，可见疫情仍然处于稳定下行的状态。

由于德国的联邦分权制度与美国类似，各州疫情与抗疫能力不一，默克尔5月6日与各州州长谈判良久之后，也只好尊重宪政分权，容许各州按各自情况而采取不同的解封做法。联邦政府则只提供解封措施的相关指引，容许所有商店、部份学校分阶段在遵从社会疏离措施下重开，并准许非职业性的户外运动与宗教服务进行。而德国甲组足球联赛亦将于5月下旬以闭门作赛的方式重启。

与世界多国重启的安排不同，默克尔并没有订明全国适用的重启标准，却以“解封煞车机制”的“守尾门”方式防止各州政府在不顾安全的情况下过快解封。这套机制也极其简明：当一个地区每日新增确诊人数占该区人口0.05%或以上（即每10万人中至少有50人确诊）超过7日，该区将重新实施各种隔离措施。

这种简明的标准，绝对值得各国学习。

首先，“每日新增确诊人数占人口比例”的数据是一组客观数字，并不会惹来争议。

相较之下，即使是因默克尔网上爆红视讯而得全球关注的“基本传染数”，其实也并非理想的解封标准。

基本传染数，其实是一个依照对病毒本身多项特质与人类接触模式的假设以模型计算出来的数字，本身就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例如科学家对沙士（Sars）病毒基本传染数的估算就由2至5不等，而麻疹的基本传染数估算更是有从3.7到203的数十倍差距。

当部份行业或地区可据此数重开，而其他行业或地区却不能的时候，这个数字本身就很容易被政治化，甚至在政客的压力之下造成计算模型上的改动。

而其他未有确切数字的解封标准也会导致争议四起。

例如在法国，其订于5月11日开始落实的逐步解封措施，将因应全国各地的红区、绿区分类，而有不同的松紧程度。红区与绿区的分类标准有三：一是该区过去7日的疑似新冠肺炎病例新增比率，二是该区医院深切治疗部的应付能力，三是该区检测与追踪病毒传播链的能力。

这种互有权衡且未有明确数字的解封准则，就惹来多个被分类为红区的地方政府不满，造成政治纷扰之余，如果中央政府在受到地方批评后更改分类，更会让人质疑这是政治决定多于科学决定。

而在跟德国一样同属联邦制的美国，这种来自联邦政府的明确讯息更是至关重要。毕竟，在法国、意大利等国，各种隔离措施的权限在于中央政府之手，而在德国、美国等联邦制国家，隔离措施的落实与放宽也只能靠各州地方自愿配合中央。

在这个层面上，如果默克尔摆平各州与联邦政府分歧的做法是一个范例的话，特朗普连月来的施政可算是一个反面教材。

首先，白宫4月公布的《重开美国指引》（Guidelines for Opening Up America Again）就未有包括明确的重开标准，只“建议”各州在重开前满足下列条件：流感类似病患或新冠肺炎疑似症状的新增数据连续14日呈现“下行趋势”；新增新冠肺炎确诊人数或阳性病毒检测占总检测比例连续14日呈现“下行趋势”，以及医院有治疗所有病人的能力，而且有强大的检测计划去支援医护人员。

这些标准没有确切数字、可任由各州解读，因此连美国当地不同媒体对于哪些州份已符合解封资格也有相反的判断。

同时，诸如乔治亚州等州份更是在明显未有达标的情况下，不按白宫建议的解封顺序，重新开放诸如健身室、食肆等传染风险较高的商户。

相较于默克尔与各州州长商讨订下“守尾门”的全国统一标准，特朗普却不断发放矛盾讯息。他一方面批评乔治亚州解封过急，另一方面却鼓励各州反对居家隔离令的民众上街示威。近日，特朗普则公开赞扬疑似违反白宫重开建议而开始解封的州长，更承认即使解封会使一些人“严重受害”，美国人也要“让国家重开”。

当然，有人会认为让各州按自身需求而决定解封与否、如何解封，正是联邦制的优点。可是，在各州不能互相“封关”的前提之下，控制疫情却不能只是各州各自为政的事，而必须由联邦政府作出有限度、简单明确，而且能够服众的规范。这，正是特朗普至今也未能做到的一点。

目前，新冠疫情传遍全球，不少论者也偏好将不同的政治制度与不同的抗疫成效划上等号。德国与美国同属联邦制，却有明显不同的抗疫成效，就为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提供了明显的反例。如果人类历史的发展是有其合理性的话，每一个国家现有的政治体制也是出于其人民素养、历史文化背景而来的合理存在。疫情来袭，每一套体制其实也能作出有效控疫的应付方法。其中的优劣差异，也许是在运用这种制度的人，而非这套制度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