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政府抗疫责无旁贷　莫以群体免疫作挡箭牌

在经过10周的传播后，终于不再有任何国家敢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掉以轻心。其中，确诊和死亡人数远超中国的欧洲尤其引人关注。可是当世界卫生组织（世卫）3月13日将欧洲形容为疫情的“震中”时，英、法、德等国却抱持着“群体免疫”的认知，无疑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及争议。

究竟何为“群体免疫”？

“群体免疫”本身是一个科学概念，它指的是待大部份免疫能力健全的人感染病毒后，身体从而获得抗体，对病源免疫。而为达到此种“保护社会”的效果，则需一个社会六成至七成人口感染病毒。

作为此次舆论纷争的磨心，英国首相约翰逊（Boris Johnson）3月12日和其首席科学顾问抛出这个概念后便遭到各方批评。见此情形，他于上周一（3月16日）改口称需要实施“严格措施”，且自3月20日起关闭咖啡厅、酒吧、餐厅的堂食服务，以及夜店、戏院、健身室等场所，但也只是宣布自当日起英国人“应该尝试”在家办公并“自愿杜绝”不必要的旅行和社会接触。

海峡彼岸，各国也都在落实严厉的社会管制措施。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宣告“战争状态”，要求国民居家15日，若想离家出行，必须在指定的官方网址登记事由，且由十万名警员监督落实；德国的疫情准备本来就更为充足，保持了全球最低的死亡率，目前也正考虑实行封锁全国的措施；意大利和西班牙早已全国封锁，前者更将落实更严格的禁止出门命令。

可是，“群体免疫”从来就不是抗疫政策或计划，而是抗疫思路，又或者说是对疫情前景的认知。遍览欧洲各国，对疫情前景的评估其实与英国的“群体免疫”十分类似。

法国教育部长布朗盖（Jean-Michel Blanquer）上周日（3月15日）接受FranceInfo电台采访时预判“最终50%至70%的法国人口将感染新冠病毒，这会形成‘多数免疫’，致使病毒自行消失”、“法国防疫策略从一开始就不是阻止疫情，而是延缓扩散”。默克尔更是早在3月11日的大型记者会上便表示“病毒客观存在，而人口既没有免疫力，又没有根治措施，那便将有60%至70%的人口被感染”、“（我们的）工作重心应是放缓病毒的传播，避免医疗卫生体系负担过重。重中之重是争取时间”。

换言之，英法德等国政府虽采取不同的防疫策略，却皆认为病毒无法消失，人类终将与这次的新冠病毒共存，且共存的必要前提就是社会形成“群体免疫”，因此政府所需要做的，就是通过程度不一的社会管制措施，避免短时间内大量人口被感染，同时优先确保重症患者得到医治，避免医疗体系瘫痪。

可以理解　不可接受

这种思路与世卫提倡的“彻底消灭病毒”有本质差异。以世卫一再表彰的中国情况为例，其做法旨在最大限度检测人口，从社会上全面根除可发现的病例，最终让新冠病毒和当年的SARS病毒一样，只存在于实验室内。世卫之所以反对“群体免疫”思路，原因在于病毒每年变异，而群体免疫力会因病毒有所不同失效。更何况，这种“放缓传播”的应对方式，将大大拖长这场“抗疫之战”，不仅意味着国际社会需面临政治、经济、文化等维度的巨大代价和不确定性，更意味着病毒会从西方发达国家传入他国，而并非每个国家都有医治重症病患的能力。

如果全球所有国家都步调一致，遵循世卫的建议落实严格的“零容忍”措施，人类是能将这次新冠病毒彻底消灭的。可是，世卫这种期望看来是要落空了。

平心而论，英法德等国以“群体免疫”的方式预判疫情前景，是可以理解的。如今绝大多数国家一没有足够的政治执行力和社会动员能力；二缺乏足够的医疗资源，不能像中国一样“兴举国之力驰援武汉”；三又没有供给防疫资源的工业基础；四又因民选政治制度令决策者决策受限。与此同时，随着疫情的经济后果日益明显，中国为抗击疫情已经付出巨大代价，社会储蓄率远不如中国的欧洲各国倘若采取类似措施，其代价可能会远超疾病本身。因此很多科学家和决策者才会从一开始就认为病毒是无法彻底消灭的。

归根结柢，如今英法德等国领导人或许在想，我们若能像中国一样“全面消毒”当然最好，但我们做不到，医疗资源方面亦无法“举欧盟支援”，待得疫苗研制乃至批量生产后，又未必能说服全民接种，所以在臻至“群体免疫”之前，只能尽量通过“延缓策略”大幅增加医院应对能力，避免发生医疗挤兑。可是，纵有诸多“我们实在办不到”的理由，纵然“放缓疫情，等待免疫”的策略可以被理解，其对己对人的后果也断然无法被接受-尤其是对中国人而言。

近日来，“群体免疫”的说法在两岸三地受到广泛批评与质疑。如果说文化差异、政治能力差异这些借口还能勉强被人接受，那么“我们已经做了这么多，你却什么都没做就放弃，甚至有可能因此令我功亏一篑”的心态，才是中国网民愤怒的原因。

更何况，以约翰逊那种情况为例，在他冠冕堂皇的“群体免疫”概念背后，还夹杂着太多自私自利的考量。

政府最重要的使命

首先，“群体免疫”的前提必然是至少六成人口染病，按现在15%左右的重症率，即使调动医疗资源救治重症者，也意味着有大量患者将面临重症、危症乃至不治的风险。对染病率、重症率、死亡率最高的老弱病残群体而言，就更是一道鬼门关的考验。当英法德等国政要抛出“‘多数免疫’能使病毒自行消失”的说法时，可曾想过人命关天？可曾想过政府的天职正是要竭力避免这种情况出现？还是说，这些政客认为世界本就顺应“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物竞天择，有一定程度的“损失”是可以忍受的？

其次，约翰逊政府在1月2月期间，对东亚、中亚乃至南欧的疫情作壁上观，明知病毒早晚都会传入英国，却没有未雨绸缪。这难道不是最大的不负责？在这一点上，除了德国政府在准备物资、预防疫情等方面明显优于其他欧洲国家（虽然这也包括截取瑞士等国从海外订购的物资），欧美各国都相差无几。

再者，各国政府不懂得迎难而上，却摆出“病毒终将与我们共存”的思路，无异于推卸责任，其中未曾努力即颁出“群体免疫”说法的约翰逊尤为可恶。在这一点上，德法虽然也有“群体免疫”的认知，至少未以此为挡箭牌，而是程度不一地推进各项预防及调配措施。

在被舆论批评后，约翰逊政府虽撤回“群体免疫”的说辞，行动上却依旧没有任何担当，大体上只依赖民众自觉，连封锁伦敦一市的说法也断言否定，难道是担心英国国民过于短视，无法接受“封城”？难道是担心民意反弹，影响到他自己到手不久的首相大位？国民人身安危和自己的首相职位，孰轻孰重？在这一点上，欧陆国家处理措施远优于英国，即便是不堪重负的意大利，其政府也至少在努力应对。

最后值得一批的是，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政府，甚至连约翰逊政府亦不如。美国疫情前期，总统特朗普和约翰逊政府一样作壁上观，不仅不做准备，且在美国媒体痛批之下，依旧拖延疫情检测，甚至通过副总统办公室要求相关专家不得擅自公示疫情信息。待得特朗普后知后觉地发现疫情会影响其连任后，又俨然开始推卸责任，在美国媒体普遍接受“新冠病毒”的情况下，大肆鼓吹“中国病毒”，找替罪羊的心态，昭然若现。如今疫情俨然成为2020美国总统大选最大的“黑天鹅”，特朗普自己的作为，恐会为他带来相应的后果。

客观而言，各国国情各异，面对此次疫情有不同的认知思路和应对措施，这是正常的。“群体免疫”有其逻辑，我们不必因此而指摘任何人。可是，任何一个国家，纵使社会文化不同、制度设计不同，政府最重要的使命，都是保护人民免受灾害和不公对待。在这一点上，为政者责无旁贷。

上文刊登于第206期《香港01》周报（2020年3月23日）《政府抗疫责无旁贷　莫以群体免疫作挡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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