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中共防疫之战的三条战线

撰文: 吴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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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月18日,由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所造成的肺炎疫情COVID-19,似乎已在中国内地呈现出平缓的趋势。确诊病例增速连续数日放缓,总人数也已趋稳,其下降趋势预计可在2月下旬更明显地呈现。
可是,这并不是此次疫情的全貌。

行至今日,这场疫情早就不仅仅是一场与病毒疾病的较量。实际上,这场中国政府宣传口径中的“防疫之战”,一直有至少三条战线:病毒、官僚、舆论。

第一条战线无疑是针对病毒和疾病。这是最好被人们所理解的,是最容易取得“胜利”的,也确实是中国政府做得最好的一方面。

在这一条战线中,包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内的技术型官员们,早在2019年12月便留意到病毒的危害性和传播程度,很早确定了疫情来源于新型冠状病毒,确认了病毒的全基因序列,也很早便已经上报,且与国际学界共享。而当疫情扩散,在依旧没有有效药物和疫苗的情况下,中共采取了隔离、排查、封锁湖北多个城市、推迟春节假期后复工时间、对全国各市小区进行封闭式管理等等极端手段。这些都是针对病毒最有效的处理方式。

钟南山团队以数学模型分析,判断疫情2月中下旬或出现高峰,4月左右平稳。(中新社)

有鉴于中国政府针对这一条战线所采取的措施,当下疫情在病毒和疾病维度的前景虽然还有待继续坚持既有措施,但已经可以看到一些积极的趋势。这是值得肯定的。

第二条战线则是针对官僚体系。这是被中国国内外广大舆论所诟病最多的战线,也是最为棘手的战线。

如上所述,虽然以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为代表的技术性官员们从12月开始便采取较为负责的措施,虽然从中央到各省市各层级政府自1月下旬开始都采取了值得褒赞的措施,但那行动缺失的一个月时段,却是导致如今疫情这般严重的重要原因。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

在这过程中,无论是中央、湖北省、武汉市,还是专家、技术型官员、官僚系统,都需要承担不同程度的责任。回望过去两个月,武汉官员在12月便已经上报疫情,却也只是按流程上报,并同时顾及湖北省“两会”和春节将至的氛围考量,未分轻重缓急便打压所谓“谣言”;第一批疾控中心专家在已经做出“人传人”判断并在海外发表论文的同时,在国内新闻发布会上公然宣传“未明显人传人”,说明这当中显然存在来自官僚体系的压力;卫健委作为上情下达的关键环节,未能很好地做到疏通作用;而中央最晚于1月初便收到预警,习近平1月7日就“提了要求”,但一直到1月20日才由钟南山首次宣告“人传人”,各级政府才开始有所行动,可见官僚主义有多积重难返。

疫情重灾区湖北官场被指在应对这场突发事件时能力严重不足。(AP)

要承认的是,无论是纵向对比2003年中国政府处理SARS时的隐瞒与滞后,还是横向对比2009年美国政府处理H1N1时的愚钝和不作为,此次中国政府面对疫情的处理方式是值得肯定的。只是,纵有可圈可点之处,也依旧是“亡羊补牢”,无论其“补”得有多好。而这过程中严峻的官僚主义问题,更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艰巨挑战最典型的体现。

此次疫情的第三条战线,则是国际舆论战。这是人们最容易忽视,也最不容易理解的战场。

病毒之余,中国正因这场主要发生在本国的疫情遭到一些国家舆论的非难。也正是为此,从外交部长王毅、驻美大使崔天凯、驻英大使刘晓明、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等人皆高频度露面,或主动接受众多西方媒体采访,滴水不漏地为中国政府辩护;或孜孜不倦地阐述各国之间命运相连的情况,强调国际社会共同抗疫的必要;乃至主动出击,措辞强硬地驳斥美国等国的政府官员们或刻意或无意的诋毁。

2月14日至16日,慕尼黑安全会议在德国慕尼黑举行,中国外长王毅赴德国参加会议。(AP)

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中国政府此次在疫情信息公开方面有长足进步。这不仅仅是“政府应该做的”,其透明、即时的程度,已经超过了国际社会对一国政府面临这种事态时的期待,更是超出了中国国民的期待。为何如此?综合中国与包括世界卫生组织(WHO)、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各相关学术圈、各国政府之间的互通有无,乃至由习近平统筹全局,将外交纳入疫情管理的全盘统筹之内,直接以政治局会议形式定夺总基调,便可以看到中共此次对“国际舆论战线”的重视程度。

这也是情有可原的,毕竟中国在经济治理、政治制度、文化价值观等多方面都与西方迥异,从政府到平民,中西方之间即使没有敌意,也有相当多的不解与隔阂。这种不解与隔阂,再配以中国国力日强之后对世界政经文化格局的改变,都令西方舆论在报道中国相关新闻时,带有一定质疑及不认可。任由这种情况发展而不采取行动,则将在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对中国造成负面影响。这是不容忽视的。

事实上,遍览此次国际舆论对中国的看法,西方媒体在秉持质疑精神之同时,也对中国政府当下做法予以了肯定,对各国命运相连的实情予以了强调;而在政府层面,除美国之外的众多国家政府都基本对中国政府所采取的措施持正面态度。这与中国政府以“战线”的方式应对国际舆论是相关的。

当然,在病毒、官僚主义、舆论之余,中共还有其他方面的考量,包括如何确保疫情对国家经济的影响被保持在最低限度等。另外,在这“三条战线”之内,还有其他本文未提及的维度,譬如所谓“舆论战线”所针对的绝不仅是国际舆论,亦包括来自国内对国家制度的质疑、部分媒体或个人为了自身利益而夸张化炒作乃至扭曲事实等等。

言而总之,在当今之世,一场疫情绝不限于病毒本身,其所牵连的领域之广,深受当下世界相互连接之影响。面对这种情况,各国政府所采取的应对方式皆有不同,相互借鉴,相互对比,才能更好地改进,以最符合人们需求的方式面对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