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企关系】军工企业独一无二的地位

中美1月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后，第二阶段贸易协议的谈判预计将更多讨论中国产业政策、国有企业补贴等问题，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将是焦点。
与此同时，美国国内很多人反对特朗普政府通过强加关税、发布行政令或诉诸国会法律干预市场和贸易活动的行为，因为它很大程度上违背了自由市场的原则，也不符合保守派所主张的限制政府角色、规模和开支的理念。
那么，美国又如何看待自身政府、市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

谈到美国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有一种特殊的美国“跨国企业”不得不谈，那就是美国军工企业，也就是美国国防承包商，因为它们在国内和国外同美国政府的关系最为特殊。一方面，政府通过产业控制等方式对这类企业加大管控，另一方面，这些企业的巨大的财力也决定了它们庞大的游说实力。这种游说实力超过国内一般的私有企业。

与一般的私有企业不同，军工企业虽也是私营，但有着强大的军方背景和政府角色。美国国防部对这些特殊的私营企业有着严格的管理和监督制度，其中就包括机密信息的保护。它们的专利技术都受到政府的直接控制和保护，不能在市场随意转让买卖。譬如波音公司（Boeing）、雷神公司（Raytheon）和洛歇·马丁（Lockheed Martin）。

这离不开它们同白宫、国防军事部门和国会的联系。

美国国防部撰写进购报告，交由国会审议或听证，最后相关预算就会被纳入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就列明了相关装备研发、采购和维护的费用。美国军工企业为了获得政府合同，就会迫使自己不断改善技术，更新或升级武器装备，这里体现“市场竞争”。美国的这种国防采购也会助力一些小企业的成长，但主要玩家还是美国军方和军工企业。

这些军工企业亦完全服务于美国的国家战略和政治目的。一方面，这些企业的最大买主是美国军方，收入来源主要来自占据世界军费约一半的美国军费支出；另一方面，这些企业有时也依赖美国政府出口自己的武器和服务，目的地主要聚焦在中东和亚太国家或地区。2013年至2017年间，美国军事出口额约占全球军事出口总额的34%，远超俄罗斯。

很多军工企业都是上市公司，按市场化运作，非常盈利。但它们的盈利也离不开对政府的游说，这就是美国金钱政治的体现，凸显美国同军工业的相互依存关系。军工业通过资助美国智库，间接游说美国决策部门，或者成立政治行动委员会（PAC）向国会和行政机构的鹰派或强硬派提供政治献金。这些都是为了保障自己能够拿到合同以及美国足够的预算。

以第二大国防承包商波音公司为例。2019年3月波音737-MAX客机坠毁后，负责监管波音的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远迟于欧盟和中国等监管机构发布禁飞令，使得波音和美国政府的特殊关系再次受到公众的关注。

波音对美国政府的游说，自1998年以来已经达到2.75亿美元，2018年就高达1510万美元。美国国防部很多合同都给了波音，波音也是美国总统专机的制造商，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也间接向波音提供补贴。特朗普还迫使中东及欧洲盟友购买波音产品。特朗普对中国的关税贸易战，也避免波及波音公司。波音公司是美国最大的对华出口商之一。

这种金钱政治背后也有“旋转门”。联邦航空管理局副局长埃尔韦尔（Daniel Kevin Elwell）也曾在美国航空航天工业协会担任管理职位，波音正是该协会的成员。埃尔韦尔承认，FAA发布对波音的禁飞令，事先也和负责监管FAA的美国联邦运输部部长赵小兰（Elaine Chao）有过密切沟通。最重要的，波音也是赵小兰的丈夫、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的“金主”。2018年中期选举，波音曾向麦康奈尔成立的共和党行动委员会“参议院领导基金”（Senate Leadership Fund）提供25万美元的政治捐助。

这种政治献金和游说一样，也是美国民主政治的特色之一。按照美国《联邦选举竞选发》（FECA）和《游说信息披露法》（Lobbying Disclosure Act），企业可以通过成立或赞助“政治行动委员会”（PAC）公开支持特定政治人物和公共政策，以便让政策更为贴近社会和企业的实际需求。财力越雄厚的企业，对于公共政策的影响就越大，比如一些受个别大型企业支持的政客，胜选上任后力推有助于该企业的政策，退休后又可进入该企业担任董事会成员等职位。奥巴马当年两次选举都曾受到来自硅谷科技企业的大量政治献金。

所以，和美国联邦级私有企业相比，美国军工企业同政府的联系更多，可以说是一个经济和政治组织的共生体，都是追求的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政府的把控力度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