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企关系】科技巨头 ：干预政治的无形之手

中美1月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后，第二阶段贸易协议的谈判预计将更多讨论中国产业政策、国有企业补贴等问题，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将是焦点。
与此同时，美国国内很多人反对特朗普政府通过强加关税、发布行政令或诉诸国会法律干预市场和贸易活动的行为，因为它很大程度上违背了自由市场的原则，也不符合保守派所主张的限制政府角色、规模和开支的理念。
那么，美国又如何看待自身政府、市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

在所有美国企业中，美国Facebook、Twitter和Google等科技巨头的地位非常特殊，它们不但是美国经济的宠儿，而且还被西方视作言论自由平台，更是美国民主政治的传递者。人们通过这些平台和工具表达观点、组织活动、揭露腐败。从2008年美国大选，到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这些社交媒体平台广泛参与国内外民主政治。这一时代也被称为科技企业的真正解放。

但是，2016年美国大选迎来一个分水岭。这些平台的假新闻、不和情绪、虚假账号和数据隐私泄露等问题，撕裂了美国的民主选举。美国政府开始意识到，它们已经失去了对科技企业和网络舆论的控制权。

政治宣传工具

Twitter和Facebook融入政治最早开始于2008年。当时的美国大选候选人纷纷注册Twitter账号，为自己助选。2009年5月，新上任的奥巴马（Barack Obama）政府发布《开放政府令》（Open Government Directive），鼓励政府机构注册Twitter和Facebook账号，以提高政府运作的协调性和透明度，并鼓励公民积极参与政府决策。第一个任期，奥巴马和Facebook及Twitter等科技企业的高管互动频繁。奥巴马还曾出席Twitter等科技企业高管的晚宴，欣然接受后者的政治捐款。他甚至将矽谷哲学运用于执政。

最为积极的还是希拉里（Hillary Clinton）领导的国务院，通过开设各种账号，助力美国的外交及外部民主进程。时任美国防长盖茨（Robert Gates）甚至将Twitter等社交媒体网络称为“美国极其重要的战略资产”。2011年美国助推的中东政治变局中，各种反政府游行就是通过Twitter和Facebook等平台组织和推广的。

但当时的领导人们或许万万没想到，Twitter和Facebook等平台的影响力会在2016年反过来影响美国自己的民主政治选举。民主党掌权8年间，科技企业和美国政界积累的政治善意在2016年大选开始逐渐被侵蚀和瓦解。美国政治精英意识到，恶意行为者可以利用这种“民主社交网络”及其巨大影响力实时传播假新闻和谎言，反过来侵蚀美国的民主。

和奥巴马相比，特朗普（Donald Trump）推出“Twitter执政”，将Twitter和Facebook的政治权力体现得淋漓尽致，几乎成为特朗普“一家之言”的平台。

根据2019年4月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民调，美国成年人当中Twitter的使用率为22%，和Snapchat（24%）、WhatsApp（20%）等平台的使用率相当。而YouTube和Facebook的使用率最高，分别为73%和69%。其中，美国Twitter用户更显年轻，教育背景和收入更高。

2019年6月，该中心的民调报告显示，自2005年开始追踪社交媒体使用率以来，美国使用社交媒体的人数比例由2005年的5%，增加到了2011年时的50%左右，到了2019年，这一比率达到72%。虽然这两年网络社交平台面临假新闻、个人隐私泄露和网络审查等一系列争议，但并没有影响美国成年人对它们的依赖，使用比率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2019年8月，就在美国政客就中国香港抗议示威活动密集表达关切的时候，Twitter和Facebook接连协调宣布，封锁其平台上散播有关香港示威的“假信息”。其中，Twitter关闭963个被认为是“协调性的国家支持的行动”的账户。Facebook关闭了7个页面、3个群组和5个账户。它们怀疑这些账号背后由中国政府主导，是中国官方组织或支持的信息战的一部分。

这是美国科技企业和美国政客的一种配合。可以说，Twitter和Facebook等社交媒体并不是单纯的社交工具，而是已经具备广泛的政治动员和传播功能，几乎沦为政客的宣传工具。

平台被滥用 反噬美国民主

Google、Facebook和Twitter改变了美国政治竞选方式以及美国人同选举官员的互动方式，主要体现在：直接连通政客和选民，帮助政客绕过传统媒介，通过付费广告或御用媒体，接近和稳住选民；政治竞选团队免费推介自己，扩大选民范围；组织竞选活动，拉拢同心同德的支持者选民；让候选人瞄准目标选民；通过Facebook和Twitter散播相关具体争议，争取募款；拉近年轻选民。

美国人亦可以通过社交媒体联合集结向政府请愿，以此对抗强大的游说集团和金钱利益群体。

这些都是美国科技企业对美国民主政治较为积极或相对正常的“影响”。但是，随着科技的应用，美国公众逐渐看到了科技企业更黑暗的一面。除了工人利益保护的缺失、效益低下和薪水调低以外，最重要的就是用户照片、邮件记录、习惯爱好等个人隐私数据的泄露。转折点便是2016年大选，导火索就是“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的指控。

可以说，科技巨头对政治的影响力已经到了不得不查、不得不限制的地步。

Facebook和Twitter等平台的虚假账号和假新闻成为靶子，包括这些平台上体现出的政治舆论两极化趋势。左派呼吁对Facebook、Twitter和Google“假新闻”或虚假账号展开调查，并且将“不平等”作为竞选议题，支持对Amazon和Facebook等企业强化监管。

2017年5月，英国牛津大学网络研究所（Oxford Internet Institute）“运算宣传研究项目”（Computational Propaganda Research Project）的一份研究报告发现，在美国，“谎言、垃圾和错误信息”等传统宣传手法仍在Facebook和Twitter等平台广泛传播，并且受到Facebook和Twitter的“算法支持”。

该研究所教授伍利（Samuel Woolley）将这种形式的宣传称为“制造共识”（manufacturing consensus），即创造出高人气的迹象，从而使得某个政治候选人拥有前所未有的政治“生命力”（viability）。技巧便是通过机械人（Bots）或自动账户在Twitter和Facebook等平台点赞、分享或贴文，从而埋没真人、有理有据的“真实”辩论，亦可使得点赞数量等网络支持度看起来大于实际，以此壮大社交网络，创造出高人气的假象。报告指出，候选人在网络的“虚假”支持度能刺激实际的支持行为。

报告的第二个结论就是，机械人影响信息流动的第二种方式，就是为了特定党派利益，促使每个人放大网络互动，从而将这种虚假宣传看上去“民主化”。机械人的大选影响力很大。机械人不但成为竞选人和公民使用的“网络宣传”的广泛接受的工具，而且还可以影响政治进程。美国情报官员认为，俄罗斯黑客利用机械人大军在Facebook等平台制造分裂，加剧美国党派分歧。

Facebook和Twitter这些社交平台似乎对平台被滥用无动于衷。比如，Facebook将大量的“反宣传”工作交给了一家专门核查并揭穿谣言和传闻的网站Snopes，又或是美联社这样的外部力量，后者通过半自动“事实核查”团队，将那些火爆新闻报道标注为“真”或“假”。Twitter的“反机械人”系统在打击商业活动方面比较有效，但对于那些参与政治活动的自动账户则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美国政府开启全面调查

科技企业的自我审查不主动或不奏效，就只能由联邦政府出面开启外部监管与审查。2018年，国会曾要求Google、Twitter和Facebook和领导层到国会出席听证，就科技巨头的主导地位进行答问。美国国会还要求Amazon就起“脸部识别”技术做出说明。

2019年6月，由民主党掌控的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宣布，对Amazon、Facebook和Google等科技企业开启全面调查。6月27日，特朗普在福克斯新闻（Fox News）的专访中也明确提到，美国政府应该起诉Google、Facebook与Twitter这三家科技巨头公司，因为这三家公司涉嫌操纵2020年美国大选，使其朝着有利于民主党的方向发展。他甚至抱怨Twitter涉嫌遏制阻碍他的账号获得新的关注者。

7月，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FTC）也宣布对矽谷部分巨头展开审查，以确定它们是否庞大到足以抑制竞争、损害消费者权益的程度。

这也标志着美国科技企业面临来自白宫、国会及2020年总统候选人史无前例的反垄断调查。调查具体方向还包括科技企业是否影响了地方新闻业、消费者隐私以及新兴企业融入市场的能力，核心就是它们的“市场权力”，以免这种权力日积月累发展为庞大的“政治权力”。

游说力度破纪录

随着白宫和国会议员开始调查科技企业，专注于隐私立法、网络中立、选举诚信、5G技术和网络安全等议题，美国科技巨头也加大了游说力度。2018年，Microsoft、Apple、Facebook、Amazon和Google“Big Five Tech”(五大科技企业）的游说高达6,430万美元，以应对华盛顿一系列法律和政策挑战。

只有Apple在2018年的游说支出为660万美元，低于2017年水平（700万）。Apple的游说主要针对中美贸易战，担心贸易摩擦升级推高Apple产品的价格。

Microsoft2018年游说支出为950万美元，高于2017年的850万美元。

Amazon2018年第四季度游说支出为370万美元，2018年全年总游说支出为1420万美元，超出2017年破历史的1280万美元。游说的主要目标是国土安全部（DHS）、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以及美国邮政总局（USPS）。一些人批评Amazon，认为它不应该将脸部识别技术提供给政府。特朗普政府甚至成立任务组，专门推动邮政改革，以增加Amazon的运费。

Google和Facebook2018年政府游说开支皆创下纪录。

2019年1月Google披露，2018年该公司花费了创纪录的2,120万美元用于游说美国政府，高于2017年的1,804万美元和2012年创下的1,822万美元的纪录。2018年第四季度，Google游说领域聚焦于搜索技术、刑事司法改革和国际税收改革。Google一直是华盛顿游说支出最多的公司之一。

Facebook2018年该公司在美国政府游说方面的支出也是有史以来最多的，达1262万美元，高于2017年的1151万美元。为了应对个人隐私丑闻，Facebook在2018年第四季度的游说支出高达283万美元。

另外，Twitter2018年的游说费用首次超过100万美元，比2017年55万美元的水平高一倍。

Facebook和Twitter的游说目标是国会，涉及相关限制网络政治广告的法案或提案。很多美国国会议员认为，2016年大选期间，有俄罗斯人伪装成美国人在Facebook和Twitter购买广告，试图影响大选结果。Twitter2018年的游说方向还围绕“内容审核”和“选举诚信”的问题展开。

限制科技企业遇阻

从这些科技企业的游说力度来看，左翼和右翼政客开始支持加强对这些科技企业监管，以限制它们的商业、社会及政治权力，绝非易事。而且，在对这些企业的监管方面，两党也有分歧。左翼有人支持拆解Google、Facebook和Amazon这样的科技巨头，右翼有人坚持自由市场原则，主张少监管。

比如，美国政府要想监管或控制Facebook内容，就会触及第一修正案的问题，被指打压创新。保守智库《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认为，按照美国的法律和文化传统，政府没有绝对地权力对网络言论进行监管或规范。《传统基金会》这样的保守智库认为，Facebook、Twitter和Google是“私人企业”，不是任由联邦政府或国会摆布的“代理人”，相关监管不符合自由市场的原则，而且Facebook和Twitter还没有达到垄断企业的地位，监管不善便会导致它们更多市场垄断地位。

保守派还认为，保护国家免受外部威胁的职责归属于国安或情报机构，以及那些负责监管这些机构的选举官员。而虚假账号和欺骗性的Tweets不足以达到“网络战”的级别，比如攻击电网和交通等核心基础设施、窃取知识产权、攻击并毁坏联邦政府网络。

所以，科技应用和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将是美国未来争论不休的话题。但无论如何，随着科技的不断应用，美国只能不断适应科技为民主政治带来的改变。科技这只无形的手就如同媒体的第四权力一样，在新时期政治民主中扮演不可或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