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进越南．五】夹在中美之间　社会主义越南的十字路口

作为世上少数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越南过去的政治发展方向对中国亦步亦趋，亦不敢全然依赖美国。越共自1994年起面临发展危机，包括经济落后、偏离社会主义、官僚主义和腐败，以及“和平演变”等。今天，越南坐上经济快车，但这些“危机”依然存在，加上中国日渐强大，以及美国提出印太战略的大环境下，越南的政治发展也来到十字路口。

（此为【钱进越南】系列专题之五）

2018年10月，阮富仲当选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并兼任越南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将会完成任内病逝的陈大光余下至2021年的任期。这是自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首次有领导人同时身兼两职，外界估计越南政局或迎来急剧又意想不到的变化。

越南国内政治环境与风向趋于平稳，越共也因为近两年来的反腐取得了足够威望。加上阮富仲为首的越共领导层从4月开始逐渐为“越共十三大”确立了“领导骨干”等机制，越共由中央到地方的管控日渐增强。

在逐渐排除了内部隐患之后，河内在过去一年作出了中越关系的策略转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赵卫华今年1月发表《越南南海政策调整：演变与实质》一文指出，随着2009年中国快速崛起及美国战略重心东移，越南国内对于南海问题及对华政策不同的声音逐渐加大，一派主张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另一种观点则视中国为主要威胁，借美国为首的域外大国抗衡中国。

战略性调整南海政策

自阮富仲上台后，河内南海政策进行阶段性的战略调整，试图以名义上的让步，换取实质性利益。其调整项目包括重新界定南海诸岛的法理地位，调整主张管辖海域的范围；调整攻守重点，力争越南利益最大化；以及利用舆论工具，争取国际同情。赵卫华认为，越南此次政策调整的实质目的仍旧是，利用对其有利的地缘矛盾来达成自身的利益诉求。此一政策既符合美、日、印、澳等域外大国防范遏制中国的战略需要，也有利于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否认中国在南海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现实要求，同时不会引起俄罗斯反对。

随着越南南海政策的战略性调整，南海的形势将更趋复杂。越南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促使美国等域内外国家介入南海问题，以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另一方面，越南也很清楚不能完全依赖美国等域外强权。对越南而言，维护和平的发展环境，也是其重要战略任务之一。

但遗憾的是，河内方面低估了北京在南海造岛之后的实际活动能力，自今年7月起，中越的南海对峙呈一面倒之局面。中国“海洋地质8号”于8月下旬的第二轮“调查”行动中，不仅越过了万安滩水域，还直接进逼越南近海富贵岛水域。

在9月前，越南尚且寻求美国、印度、俄罗斯、澳大利亚和其他印度太平洋国家作出努力，借以恢复该地区的和平与秩序；越南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范平明在7月下旬还将问题转交给东盟。但越南深知自己的诉求难获外界回应，只有印度、日本给出了“高度重视南海局势”等常规表态。有鉴于此，越南面对中国的态度也颇为克制，两国外交部的“隔空批评”也仅是点到即止。

目前看来，河内已无意把南海问题进一步国际化，毕竟越南在南海上仍旧占据较多岛屿。从短期来看，管控分歧且维持南海形势稳定，符合中越双方的根本利益。从长期而言，摒弃借助外力打压的过时做法，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追求共赢，才是最终解决中越南海争端的正确方向。

不要小看越南的韧性

回顾历史，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内曾分别与中美两国发生战争，越南或许比世上任何国家都清楚什么时候该避免挑战当今两大强国。

当下，越南迎来中美贸易战下的发展良机，河内面对西方媒体的“中美贸易战最大赢家”的吹捧，也算头脑清醒。一方面，中国市场的规模、劳动力水平及基础设施仍具优势，因此仍有不少企业并没有把工厂迁至只具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东南亚国家。另一方面，越南明白国家制造业无论在规模以至产业结构都无法取代中国，同时深知国家近期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FDI）的增长与代工厂迁移和各国企业避险有关。

因此，河内已从2019年1月2日后签发政府命令，要求加速技术转让，尽快实施其“工业4.0”进程，进而实现国家尽早建成现代化工业国奠定基础的目标。

自古以来，河内作为交通要道的地理位置，不论是陆路或海路都十分重要，而且深具战略意义。因此，每逢改朝换代或遭到外国侵略者入侵，河内都受到重创，市内许多历史古迹都在战乱中被毁损，仅剩下碎片瓦砾供后人瞻仰。

今天的河内不仅再次成为经济发展蓬勃的国家首都，而且成为许多投资者的主要目的地；经历数千年的高低起跌，这个地方依然展示出其强大的韧性。这多少说明，或许今天越南政治发展的确来到十字路口，但外界千万不要过分低估越南。

越南建国初期，胡志明没有进行如中共般的残酷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清洗，使得越共内部的保守派与开明派一直和平共存，共同推动国家的改革发展。胡志明于1969年逝世后，集体领导成为常态，政治清洗变得不可行，因此，越共内部保留了比较多元的政治生态。

当然，更重要的是，中越两国国情不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因面积和人口基数庞大而治理难度极大，故长期对于政权的强大动员和整合能力有所依赖。越南的人口和土地面积远远不如中国，故改革的空间和弹性也较大。

越共不像中共设有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权力集中到七名政治局常委身上，其中央政治局只有十几名政治局委员，没有常委会，令权力相对比较分散。加上越南一直有分权的传统，特别是近几年形成了“四头马车”，即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国会主席并立的领导形态，使中央权力不过于集中。

此外，越南党内民主相对走得更远。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推行国会议员直选，并愈来愈具有实质监督权。随着改革的推进，越南国会议员的作用也不再是听会和鼓掌，他们在国会开会期间可直接要求政府高官和总理问责，而国会的问责和讨论由电视台直播。由此可见，越南在政治改革方面的成就不低，纵使国家面对内外挑战，亦不至“困境”的地步。

上文节录自第188期《香港01》周报（2019年11月11日）《夹在中美之间的社会主义国家　内外交困的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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