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治乱由此论国故，善恶由吾身舍取

傅斯年先生也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五四运动后傅先生意识到只有破坏对社会无益的，而要把破坏的部分心力运用到建设新社会上。

作者｜黄文鹏

傅斯年先生向来以尊重学生，受人爱戴出名。曾经发生过一件轶事，1948年傅斯年先生担任台湾大学校长，在他任内有学生与警察冲突，他站在学生这一方说：“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拚命！”如果我们以傅先生和香港几位大学校长做一番鲜明的比对，也许有些人要羞愧的无地自容。

傅斯年早年是章学诚先生门下的弟子，后来反对章氏学派之说，投入胡适先生门下。傅先生一直认为“孔子即真理”这一信条，在现在这时候已经没什么效用了，正好西方学术引进，此正是中国近代文化转移枢纽，故不可能再次回到旧时代的国粹时思想去了。而这时正好胡适从美国回来在北大任职，傅斯年先生听完胡适讲课后，从此加入胡适先生的门下。

整理国故

傅斯年先生认为中国学术未来若要发展与西方学术接轨，那就要先从整理国故开始，即是把中国旧有的学术、政治和社会等资料，变成系统化的分类，然后从其中发现看看有些是否可以补充于西方学术的东西，此种做法也是把历史当成材料而不是某种信念下的主义。傅先生不主张保留国粹，这在先生对于先秦诸子的看法便可见一斑。他认为当前中国学术情势与先秦诸子的环境背景有相似之处，故我们可以使用这些历史史料来辅助我们创造新思想，而不是把这些诸子之思想当成老师之言去学习与模仿。自汉代以来，把孔子当成圣人，一直怀古而没有创新思维，导致在科学方面落后西方国家太多，只适合古代环境的制度被沿用成为旧袭，但实践后的积弊难消，最终造成无可挽回的局面。故只有效法古人是不对的，因为那只适合当时的历史背景。

另一方面，此种做法也是要反对当时西方人把中国学术当成一种“已死的文明”对待。傅先生的目标是想理顺中西学术的地位从而摆正中国学术在世界的定位。以此，傅斯年先生在中山大学创立语言历史研究所，其后更筹办中研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为学术在考古与整理大清帝国的档案做出不小的贡献。

对哲学的看法

傅斯年先生在北大学生所办的《新潮》杂志上，论述他对哲学的看法：

（一）“哲学不是离开科学而存在的哲学，是一切科学的总识。几种科学相通的道理(思想)共守的规则，就是哲学。傅先生认为虽然在近代哲学从学科中分家，但是各个学科研究深入了，会汇通到哲学上面去。

（二）哲学的基础是在科学，傅先生言虽然今日科学在我们看来仍就是有限，但科学能够进步，另一方面人的精神力量就只能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哲学没有特殊方法，哲学能超出科学外，但其根源必须包括科学在内。

（三）哲学不能离开现象，只是观察并归纳其现象。傅先生反对一堆哲学家整天抱著抽象概念，建构出空中楼阁的哲学方式。

（四）哲学是一个大假定，一群假定的集合。傅先生认为谈论究竟、绝对和永久的哲学学者，都是错了。他认为哲学既然包含了无数的假定，那假定有时可以加上证明，便是科学。所以认为假定很有趣，然后研究科学，此为哲学影响科学的所在。

（五）历来的哲学家有两种大趋向，一是以知识为前提。二是以人生为前提。傅先生认为超过人性的理解是做梦来的，一切科学都是因应生物学上的自然要求而出；一切的知识都是满足人生的手段；一切的行为，都是发挥人生的动机。”

由以上五点，傅先生在其他文章中提到，他认为中国古代思想家可分为三类：（一）宗教家及独行之士；（二）政治论者；（三）清客式之辨士。墨家大体上属第一类，儒者是介于一二者之间，管、晏、申、韩、商、老是属于第二类，其他如惠施、庄周等士第三类，属于朝廷养的清客，以辩谈等取悦权贵人士。因此，他认为不必用日本所翻译的哲学一词来形容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古人自有一套体系在。这也可看出，傅先生是反对当时中国某些知识份子，类比西方哲学家于中国古代思想家的。

性命古训辨证

此书是傅斯年先生的代表作之一，该书由清代阮元的《性命古训》一书的基础上而来，阮先生的看法与清代学者戴震的看法不谋而合，两人认为汉代学者的主张才是对的，反对程朱理学对古代的诠释。傅斯年先生主要从两方面入手去反对：一是认为语言支配著思想，思想的演变除了受制于人文事件还有语法的转变；二是用历史的观点去梳理古代思想，傅先生反对戴震认为古代的字义是从未改变，故傅先生使用历史的观点来证明性命二字在历史上的演变情况。

傅先生透过检视古籍认为，“性”在古籍中是大多可解释为生，生命之初始；而“命”可解释为天的命令。这两种看法在孟子的思想当中，融合成一体，成为性命一贯也，孟子认为虽然命运不佳，但透过自我的修养便可使得自身命运改变。而程朱理学对于“性”的看法介于孟子与墨子之间，程朱理学把性、理和天道通通合在一块。故如同墨子所言天志，遵循天所下的命令，而程朱理学则变成抽象的理等于天道。

由克己复礼到礼论

另一方面，傅斯年先生称赞荀子的思想。傅先生认为荀子主张生命的本质如何，此是自然界的事实，而善恶是人伦中的取舍之结果。人因为人的需求而区别善恶，而天不因为人的需要而产生善人或是恶人的，故善恶非人天生本有。各地不同文化对于善恶有不同见解，而要改变这些需要长久时间与各方面的影响，所以在自我修养方面仍需多努力。荀子的修养方式以劝学为主，以学习“礼”为主要课题，傅先生认为此处处呼应了孔子所言的克己复礼。孔子以“学习”来注重人事功夫的“礼”，本质上是认为这是天所规范的，傅先生认为这与人的善恶关系不大。另一方面荀子虽主张性恶，但其礼论援用了法家思想，使得礼的规范性更加地明确，其“法后王”的观点，也是效法历代有实际作为的王来做事。两者同样重视礼的规范性与人的自我学习，以此，傅先生做了个结论：孔子的人性论在此方面应该多偏向于荀子多些。

哲学乃语言学之副产品

傅斯年先生当年有个口号：“哲学乃语言学之副产品”。由前所述，这句话我们可以理解为傅先生眼中的哲学只有是用科学式眼光去看待事物，所产生的东西；脱离科学式的辩证，便多半成为迷信与糟粕。傅先生肯定的是儒家荀子和程朱在教育方面的努力，如他也赞扬朱熹的格物之说，认为格物是近似于观察事物之学，而此也是类似于科学式眼光的理论。这样的想法可能在他心中也成为一种历史传统，为他自己所认为的真理，找到一个历史的脉络依据。

儒家思想的变化是永无止境的，虽然傅斯年先生意图推翻过去的传统建立新的价值体系，但他仍认同儒家所传达的言行之典范，这也是儒家精神依然屹立不摇的传承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