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波丝卡｜写诗必定是荒谬的，但它就是一种必要的荒谬
一九九三年，我在华沙过圣诞。天气烂透了，不过卖书的摊贩已摆出摊子做生意。我在其中一个书摊发现了一本辛波丝卡的诗集。她是 Roman Gren 最喜欢的诗人——Roman Gren 是《三颜色》的译者。我买下这本书，打算送给他。 辛波丝卡和我从未碰过面；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有共通的朋友。就在我胡乱翻阅这本书的时候，我看到了〈一见钟情〉。这首诗所表达的意念和《红》这部电影十分相近。于是我决定自己留下这本诗集。
导演奇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ślowski）曾如是说，而他所说的《三颜色》，就是他鼎鼎大名的“蓝白红三部曲”（Trois Couleurs）。今天，是诗人辛波丝卡逝世的九周年纪念日。这位睿智、慧黠、博学而敏感的波兰女诗人，曾以诗歌夺得199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她是第三位获得此奖项的女诗人，也是第四位获得此奖项的波兰作家。辛波丝卡的名声早就响彻国际，中港台三地早就出版过她的翻译以及专书。在台湾推广波兰文化的林蔚昀，曾于2016年书写《猴子轻柔的铁链声──从辛波丝卡的诗，看波兰百年来的历史难题》一文，以历史角度切入辛波丝卡的诗歌（抑或相反？以辛波丝卡的诗歌切入波兰的历史进程）。而陈黎、张芬龄翻译的《辛波丝卡》一书中，对于辛波丝卡的简介则是：
我们将在今天的【在与时】简单介绍辛波丝卡的生平，并讨论她的数首诗歌。
布鲁各的两只猴子，轻柔的铁链声
1923年出生于波兰的维斯拉瓦・辛波丝卡（Wisława Szymborska），在1931年随家庭迁往克拉科夫，并于1945年在波兰首席学府修读波兰文学（Uniwersytet Jagielloński）。这短短一句话，可以看出数个重点：其一，她出生于一战以后的波兰，并在成长期间经历了二战；其二，假如你对克拉科夫这个译名不太熟悉，它的波兰名字是Kraków，二战时期恶贯满盈的纳粹奥斯威辛集中营，就在克拉科夫的西南60公里之处；其三，在动乱而绝望的历史大环境里，辛波丝卡仍以22岁之龄进入大学。
在波兰，成长于二十世纪被战火与冷战蹂躏的人们，会因著反纳粹法西斯以及种种原因，选择投向另一方面的意识形态阵营——共产主义。1945年当辛波丝卡打算推出第一本诗集时，政局变易，波兰共产党主张文学应当为社会政策发声，简而言之，就是苏联共产党所主张的文学必须反映现实。直到1952年，她的这部诗集《存活的理由》才真正出版，然而，辛波丝卡后来对于这种为和平奋斗、建设社会主义美好社会的诗集显出厌恶与悔恨，在后来的结集里她没有收录这本诗集中的任何诗歌。1976年，她回首过往出版的180首诗歌，只有145首是自认成熟之作，不成熟的作品（无论是诗艺的未成熟，还是思想的稚嫩）是否就是服膺在波兰共产意识形态的作品呢？我们未能得知。不过，至少，使得辛波丝卡成名的绝对不是这部诗集的作品。
1957年，终究完全放下政治主题的辛波丝卡，出版诗集《呼唤雪人》，主要处理人与自然、历史、爱情与历史的总总关系，其中较为著名的是〈布鲁各的两只猴子〉：
我不停梦见我的毕业考试：
窗台上坐著两只被铁链锁住的猴子，
窗外蓝天流动，
大海溅起浪花。
我正在考人类史：
我结结巴巴，挣扎著。
一只猴子，眼睛盯著我，讽刺地听著，
另一只似乎在打瞌睡——
而当问题提出我无言以对时，
他提示我，
用叮当作响的轻柔铁链声。
这首诗有两种流行的解读，其一是辛波丝卡对于动物的关怀，这点下文会再次提及，但简而言之是她对于自然、动物、地球甚至外太空和死物都带有关怀与悲悯，被铁链拴著的猴子无言地嘲讽考著“人类史”的女诗人，简直是对于人类多年以来妄顾动物权益的一记重拳；其二是对于苏共政权在二战及冷战时对于波兰的统治，高压政治之下她考著人类史，而被苏联控制下的波兰就如同一群被锁著的猴子，讽刺地听著如今的历史。如是，辛波丝卡是否真正放下社会主义给她笼罩著的阴影呢？可以是“是”，也可以是“不是”，但无论如何，她在诗歌中主要处理的议题，早已由单纯地建设社会主义，转移到人类与自然的层次了。
人类的边缘，结束与开始
在1953至1981年，辛波丝卡在《文学生活》周刊担任了将近三十年编辑，并在一个名为〈非强制阅读〉的专栏里，引介不同书籍，其中的数量甚至不是文学优先，而是音乐、工具书、绘画、哲学、百科全书等等，其中更有大量关于动物知识的书本。人类和动物该如何相处，人类真的如此重要吗？辛波丝卡一直询问这些问题。后来，她出版的诗集也不停讽刺著人类的骄矜自大：“我为桌子的四只脚向被砍下的树木致歉。”（〈在一颗小星星底下〉）、“所以这只死掉的甲虫躺在路上，在阳光底下无人哀悼地闪闪发光。”（〈俯视〉）“外太空自身俱足，亦即——完美。（但人类的）嘲弄者对此绝不宽贷。”（〈警告〉）
在这些年里，辛波丝卡的名气一直积累著，到了1976年，她出版的诗集《巨大的数目》初刷一万本在一周内马上绝版，这是真真正正巨大的数目。在巨大的数目里，辛波丝卡所关注的是微小的、少量的、在地理上或认知上边缘的、抑或，在记忆里被排斥到一个角落的某种感觉，某种意象。这种关怀让她一直书写到九十年代，出版了诗集《结束与开始》，与诗集同名的一诗就这样写著：“每次战争过后／总得有人处理善后。／毕竟事物是不会／自己收拾自己的。〔…〕并不上镜头，／这得花上好几年。／所有的相机都到／别的战场去了。”
边缘，冷静，而且语言节制。辛波丝卡可以用最短的语言去呈现一个意象或一个感觉，并且如针刺般把社会、时代甚至人类的荒谬都突显出来。在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给她时，评审语是“诗歌中精确的讽刺，使历史与自然的概念燃亮了人类如今的现实片段。”（...for poetry that with ironic precision allows the historical and biological context to come to light in fragments of human reality.）
我偏爱写诗的荒谬
然而，对于诗歌，辛波丝卡却有著怀疑的心。在九十年代收录的作品〈有些人喜欢诗〉里，她说“诗究竟是怎么样的东西？”“我不懂，不懂／又紧抓著它不放，／仿佛抓住了救命的栏杆。”连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女诗人也如此说著时，可以一见诗歌在世界舞台的边缘地位。
辛波丝卡说：“我偏爱写诗的荒谬，胜过不写诗的荒谬。”写诗本身是不是一件荒谬的事情？假如用一种切割排除的思维去想，很容易就会询问一个问题：“为甚么非如此不可？为甚么，一定要写诗？这个主题，是不是必须要用诗歌去处理？”这系列问题很容易就能让写诗的人哑口无言。然而换位思考的话，总没有一个题材，是特别适合某个文体的。而且诗歌却在社会里从未缺席，从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名单，到社会上的出版，到文学教育之中，现代诗歌虽然声音微弱，却终究不断发声。而诗艺的高低、对于语言音乐的敏感度、对于社会、时事、以及世界的关怀等等，诗歌都可以承载与其他文体相异的观感与阅读经验。不过写诗⋯⋯写诗究竟是甚么呢？写诗必定是荒谬的，但它就是一种必要的荒谬。比辛波丝卡早三十九年，于1957年夺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卡缪，简明地指出荒谬的源头，就是人和世界要求和回应之间的不相应而产生。如果你写的诗没有意义，世界又不符合预期，难道诗人就要选择去自杀吗？如果以卡缪的说法，就是要如同西西弗斯一般，把思想转向，觉得自己可以蔑视世界的规矩，获得思想上的自由。
如果以辛波丝卡的回应，她可能会说，诗歌，就是“写作的喜悦”、“保存的力量”，也许，如果是向诸神与规矩抗议的话，那就是“人类之手的复仇”。（〈写作的喜悦〉）那无疑是完全荒谬的，但还是要坚持写下去。坚持写下去，就是对于荒谬诸神的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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