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耶阿本德｜科学已经成为一种排他性的支配思想、意识形态
1924年的今天，科学哲学家保罗・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于奥地利出生，他是二十世纪最著名的“科学无政府主义者”，但亦因此被视为“科学最糟糕的敌人”。
文理双全的怪胎
费耶阿本德自小就有点异于常人，五岁时曾离家出走，六岁时才进入学校，但他完全无法别理解其他人的生活，身边发生的犹如一片混沌，使他不安。希特拉上台后，费耶阿本德对他的个人魅力不为所动，但颇欣赏其演说风格。二战爆发，他被逼入伍成为纳粹德军，他因怕死而自荐入读军官学校，后来曾因美学理由而想过加入亲卫队（Schutzstaffel，即有名的 SS）。在军中时费耶阿本德的母亲自杀去世，他收到死讯那刻却如卡缪《异乡人》主角一样无动于衷（这让纳粹军官相当震惊）。就在战事快要完结时，费耶阿本德却在指挥交通时被子弹打中脊椎，因此终生都要靠拐杖走路。
这位科学哲学家终身都钟情表演艺术，他享受唱歌，亦有非常动听的嗓音，战后曾到威玛（Weimar）的音乐与戏剧学院研习歌唱、剧场与舞台管理。1949年在朋友的介绍下，他有机会可以当马克思主义者、剧场大师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的助理，可是他拒绝了。之后他说这是他人生最错的决定之一，但在自传中又说即使他成为了布莱希特身边团队的一员，他亦不会快乐。
及后费耶阿本德选择修读历史与社会学，他觉得历史可以给他事实，但他最后只有失望，因此又回到理论物理学去。费耶阿本德受到当时维也纳学圈（the Vienna Circle）的影响，亦听过维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课，此时他认同学圈的实证主义倾向，包括坚持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这与费耶阿本德后来的思想有强烈的反差。
费耶阿本德亦曾获得英国文人协会的奖学金，准备到英国接受维根斯坦的指导，但在出行前维根斯坦就逝世了，因而转到去跟随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Karl Popper）。波普提出的科学证伪原则（falsifiability）对费耶阿本德影响很深，这原则指出有效的科学理论应该永远保有能被否证的可能性，而毫无破绽、不可能否证的理论，亦必毫无价值与缺乏解释能力，而根本不是科学理论。
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鸿沟
费耶阿本德的科学哲学是一种后设的科学理论，他批判的不是自然科学各个分支（诸如物理学、天文学）本身，而是科学家与科学哲学家对于科学的傲慢态度，尤其是他们对于科学方法的推崇。
费耶阿本德认为自然科学的成功并不完全依赖科学的方法，它本身就包含了不科学的知识来源。比如提出日心地动说的哥白尼（Copernicus）就深受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曾提出毕氏定理）影响，而后者的世界观普遍被科学家认定为过于神秘主义与非理性，而予以排斥。在费耶阿本德眼中，“科学以外并无知识”只是科学教条主义者提出的一个“便利的童话故事”（a 'convenient fairy-tale'），他们为了巩固科学的建制，不惜扭曲科学史的史实。经过科学史考察后，费耶阿本德指出科学其实并不如实证主义者或科学至上主义者所想的那样纯净，每个关节都建基于实验得出的事实。
科学的无政府主义
费耶阿本德的科学哲学，跟当时主导的理性主义科学观大相径庭，他著作的标题已经甚有挑衅性，诸如他的代表作《反方法》（Against Method）与《告别理性》（Farewell to Reason）。费耶阿本德的立场名为认识论无政府主义（epistemological anarchism），这亦跟他的“反科学”倾向颇为相衬。费耶阿本德认为根本不存在一些通用、毫无反例的方法论规则，以支配科学的演进与知识的增长。费耶阿本德指出，认定在科学的运作之中存在固定、普遍的规则，这种观念对于科学本身根本不切实际，甚至是极为有害的。
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最开始本应是一场解放的运动，但后来却变得愈来愈教条式与僵化，因而愈来愈变成一种意识形态：纵然科学获得巨大的成功，可是同时开始具有压制人的倾向，以至我们无法得出一种毫不含糊的标准，以区分科学与宗教、巫术或神话学。
费耶阿本德进而认为科学已经是一种排他性的支配思想，作为指导社会的手段，可是它根本没有合法性、没有基础支撑，甚至是一种极权主义。由此来看，“无政府主义”并不尽是从政治借用的比喻，费耶阿本德思想中真的包含政治意涵。亦因此，费耶阿本德被他的批评者称为“科学最糟糕的敌人”（the worst enemy of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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