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
1985年9月19日，卡尔维诺因脑溢血而逝世。这位因《看不见的城市》与《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而被记住的不朽作家离我们而去，留下了他未完成的作品，当中的文学讲座讲稿名为《给下一轮太平盛世的备忘录》。
在植物园中长大的文学家
1923年，伊塔罗・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生于古巴，但在两岁时就随父母离开，归回意大利，因此小卡尔维诺对这岛国全无记忆。伊塔罗（Italo）这名字指的正是意大利亚，母亲要他毋忘自己的根源；长大后的伊塔罗带点幽默地说这个名字有种“民族国家主义好战分子的味道”。
伊塔罗的父亲玛利奥（Mario Calvino）是农业学家与农学教授，母亲伊娃（Eva Calvino）则是植物学家，全家以园艺实验中心为居，拥有植满热带奇花异草的花园。在这自然科学世家之中，成为文学家的伊塔罗是个异类——其弟佛洛里亚洛（Floriano Calvino）后来成为饮誉国际的地质学家；他的两个叔叔更厉害，自己是化学家，并各自都娶了位当化学家的妻子。在卡尔维诺家，投入自然科学才是光荣，伊塔罗更自称为“这个家族的害群之马”。
然而，伊塔罗却对故事与叙事的兴趣多于实验室式的研究，从英国的冒险故事到美国的卡通片与电影，他都看得津津乐道。萌生出文学志趣的卡尔维诺，最初隐藏自己对于故事、剧场与电影的爱好，勉强迎合父亲而入读都灵大学的农学系，在二战完结、意大利解放后，卡尔维诺才终于改修读文学系。
游击战士与共产党员
卡尔维诺一家都强烈反抗当时的法西斯主义。1943年，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法西斯主义始创者）建立了傀儡政府萨罗共和国，卡尔维诺拒绝应召征兵加入军队，并躲起来大量阅读。次年，伊塔罗与弟弟佛洛里亚洛一起加入意大利共产党的游击队，于前线跟纳粹军进行残酷的战斗。这短暂的经历，为卡尔维诺留下深刻的印记，他被战士的精神深深感动，其次才是政治方面的成长。后来卡尔维诺回忆，自己首先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但却在众多政府阵营之中选了认同共产主义，并非因为其意识形态，他更看用行动，而欣赏共产党的活力与组织及动员的能力。后来当卡尔维诺重游出生地古巴时，曾跟哲・古华拉会面。
二战后，意大利共产党与苏联之间陷入一种矛盾的关系，作为意共的活跃分子，更被任命为国家文化委员会成员，但卡尔维诺却渐对共产党与苏联失望。他称意共党人都曾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一方面他们希望自己是真理的见证者、为受压迫与剥削的人民出头的复仇者、反对欺压行为并伸张正义的捍卫者；另一方面，他们却又以共产主义事业为名，为意共与斯大林的错误、欺压与专制辩护。1957年，卡尔维诺终于退党，不再站在政治的前线，甚至疏离了政治生活，并认为政治往往会采取一些过度与欺骗的行为。
小说家论哲学与文学
卡尔维诺其实并不拒斥家族的志业，毕竟那些植物已塑造了卡尔维诺的生命体验与世界，这些都在《树上的子爵》（The Baron in the Trees）表现了出来。亦因有以上的政治经历，卡尔维诺曾说：“我喜欢说的故事都是人类追求完整的故事，然后透过实质及精神上的同时考验，超越被强加在现代人身上的异化与分裂。”
直至卡尔维诺六十年代遇到罗兰・巴特与李维史陀，受其影响，其后期作品亦被认为转向到结构主义，代表作是《看不见的城市》（Invisible Cities）与《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If on a Winter's Night a Traveler）。在前者中，卡尔维诺透过词语及其负载的物质，进行无限的元素置换，让众多符号绽开，凭此探索文学的结构与文学的空间；而《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则不只是一部后设小说，它试图以小说来挑战小说这个形式本身，是极为大胆与破格的作品。
博学的卡尔维诺，在文学以外亦具备哲学与科学素养，虽以文学为志业，但对文学与其他领域有所反思，这主要见于其〈哲学与文学〉一文。卡尔维诺举例说，托玛斯・曼的《魔山》（The Magic Mountain）或罗伯特・穆齐尔《没有个性的人》（The Man Without Qualities）这样的作品，换到他的时代，可以作者会选择将之写成思想史或文化社会学杂文。然而，若将文学与哲学视为一种说理的方式，就不只是文体或学术分科的分别。
卡尔维诺认为哲学与文学同样使用著相同的材料——词语，两者是从不同的切面切入事情，各自提出了一种彼此不同的秩序，在真理之路上迈步。哲学具有一种真正的革命价值，即由锐利和坚硬的东西构成，而且扰乱人们的共识与情感，打破所有“自然”的思考方式。而哲学的使命，就正在于对世界的解释，假如哲学有片刻时间停止这样做，它就无法再改变任何东西。想要跟哲学家竞争的作家，将人物置于深刻的论述中，让哲学家令人眩目的思想更具说服力与日常化，而不再像高处空气般稀薄。
卡尔维诺留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或许是：哲学与文学之间永远不能在对于面前消失，也不能保持过于亲近的关系。两者的差异与矛盾，根本不是有待解决的问题。毋宁说，我们应该更担忧这个问题不再存在；当它不再历久常新，届时我们的语言将会陷入硬化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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