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与跨文化现代性》：革命文学家、革命领导人以外的瞿秋白
瞿秋白是谁？从文学来看，他是近代中国早逝的“革命文学家”。从政治来看，他是中共党史之中必定会提到的一人，是过渡性、短暂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曾带领革命但不成功，很快就下台了。张历君的《瞿秋白与跨文化现代性》（下称《瞿秋白》）却试图指出：瞿秋白远远不止于此。作者透过穿插瞿秋白的事迹与理论影响，以各单元的课题（马克思主义、佛学、柏格森主义与自杀之道）来疏理其思想，同时亦正以非线性的形式重构瞿秋白的一生，在章节之间逐步重塑出瞿秋白的精神面貌，为这位历史人物给出另一种诠释。
回归瞿秋白与同代知识分子自身的思想
《瞿秋白》的首要旨趣，可说是为作为思想家的瞿秋白平反。张历君师从李欧梵教授，学习到从专攻中国史的历史学家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传承下来的治学方法，拒绝传统中国（traditional East） VS 现代西方（modern West）的二分，因这种分法预设了西方理论比东方思想深刻、广阔，是西方启蒙了古旧、封建的中国，中国大抵只有学习者的角色。史华慈的“‘双方面’的辩证法”，从单向性的“东方阅读西方”史观，换作双向性的“东、西思想互相融合”，张历君正透过这方法，从而对瞿秋白的思想有更立体的理解。
张历君强调瞿秋白及一众清末民初知识分子思想中的杂交性（hybridization），重点整理出瞿秋白三大思想源头：马克思主义、佛学、柏格森。张历君在全书的工作之上，试图细心审视瞿秋白的思想本身，包括当中的内部逻辑、合理性与创见，这些是被学界遗漏的思想连结，例如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Antonio Gramsci）著名的领袖权（hegenomy，常被译为“霸权”）概念，瞿秋白作为葛兰西的同代人，因应现实的社会情况，已经同步地对之有相当的把握与理解。
又例如当我们读到瞿秋白以佛学思想延伸到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而顿觉匪夷所思（根据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阅读，它不是强烈反对宗教吗？），而想要驳斥之际，张历君却为我们一一疏理看似水无不容的两套思想，于瞿秋白的思想空间之中，原来有著连贯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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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瞿秋白计划的背后，张历君更抱有更大的野心。清末民初的学人、知识分子，或因初习西方语言，或因急于接收西方学问而沉淀不足，或因过分带著中国的固有问题与传统，而当他们论说西方思想时，都被当作不成熟的理论挪用，甚至是乱读，更不太可能会有比西方思想家自己的独到之处。由此，此时期的思想被视为中国现代化过渡期的产物，史家有任务要去探究他们的思想，但对于其他立志研读理论与思想的人，大概都觉得不如回到传统中国与西方思想史的文本中去比较“实际”。
在这大脉络之下张历君重估瞿秋白，亦是一种抛磗引玉，希望回归与重估清末民初知识分子思想本身。再观“跨文化现代性”的书题，这除了是瞿秋白遭逢的知识与政治世界的历程，亦同时是张历君的切入角度与关注。
被撕裂的精神与“心”
对于瞿秋白，已有对其文学成就的评析，他在中国近代史与中共党史之中亦已经被安放在一个得当的位置。然而若将此两者视作瞿秋白一生的两种外部的面向，那大概唯有在挖掘出瞿秋白的思想内核之后，方可把握他的精神。
瞿秋白于一部毛泽东传记之中，被描述为中共党领导高层之一，有参与内部权斗，曾与毛泽东共事，曾派遣他到地方发起革命，但瞿秋白本人的面目说不上很清晰，或往往被陈独秀、周恩来等人盖过光茫。可是回看瞿秋白笔下的文字，足见他是一颗细腻、敏锐的心灵。《瞿秋白》一书并非传统意义的人物传记，或最多只能说是一部个人思想史，张历君凭著丰富的史料重述瞿秋白的思想，态度严谨，务求逢论必有据可依。可是《瞿秋白》全书读起来，又同时洋溢著一种在一般传记中少见的同情与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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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余的话〉是瞿秋白临终于狱中的最后自白书，当中我们可以读到他身上的多种矛盾性。身为没落的官绅子弟，他认为自己终生带著无法剥除的小资产阶级意识（有时被染上宗教色彩地称为“阶级原罪”），但他却信奉甚至领导无产阶级的革命与专政。瞿秋白虽曾身处权力核心位置，却极为去中心化、边缘化；甚至他因只身前往“饿乡”俄国，学习俄语与见证这虚幻国度的真实，而偏偏很大程度上缺席了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瞿秋白讲述自己在文人与政治家两个身分与志业之间的撕裂，他道出自己走上革命领导者的道路，是出于不同偶然性的聚合，比如学俄文只因当时俄文所免学费，他在俄国时并无第二人可以翻译中文与俄文等等——此后一步一步半推半就，他成为了中共的领导人，随著历史的走向而行（或成为他自己所称的“历史的工具”），却远离了文学的初衷。在短促的革命年间，瞿秋白心感到极累，却又并不认为自己是完全的被动，并愿意负上全部的政治责任。或许围绕著瞿秋白最大的矛盾，是他诚心尽力做好每件事，却又称自己终生就如一个从未休息的戏子，不论对谁都戴著面具。瞿秋白于〈多余的话〉中的自白，读起来竟遥然呼应三岛由纪夫的《假面的告白》。
经过全书对瞿秋白思想的爬梳，《瞿秋白》的结论尝试指出瞿秋白所有矛盾性的根源：他的“心”有两面，两面却永远无法调和或化解。瞿秋白一方面追求一个波希米亚式的理想社会，当中解除了一切规律、自由放浪；但另一方面，瞿秋白觉悟到要成就这样的一个理想社会，就只有通过革命与解放，但瞿秋白眼中的革命者要完全否定个人自由。两者之间的永远矛盾，就让瞿秋白永远无法摆脱自己内心的煎熬，而长久以来都在自我认同的深渊之中挣扎。
延伸下去的讨论
本书著眼点为瞿秋白的精神史与“跨文化现代性”，受研究取向、规模与篇幅所限，关于他的政治实践上著墨不多。例如瞿秋白从俄国回到中国后，跟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来自斯大林多番施加的管制，要中共发起革命而施加压力，这种情况怎样影响到瞿秋白的思想？另外，张历君于书中有引用齐泽克、巴迪欧与洪席耶等当代左翼思想家，可惜的是篇幅算少，大多为单个概念或例子的类比，这让人好奇瞿秋白与诸位对于列宁等人的革命观有何异同？瞿秋白与当代激进左翼思想之间可以有思想上的接轨吗？以上问题并非本书的不足，相反是因本书带出的问题意识而延伸出的问题，希望本书作为先行之作，能够带出往后学者对之作各种讨论。
就《瞿秋白与跨文化现代性》一书，01哲学跟作者张历君作了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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