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卜生：出走娜拉，现代戏剧之父的“社会问题剧”
对于当代挪威易卜生研究专家海默尔（Bjørn Hemmer）来说，易卜生的珍贵之处在于他作为戏剧家，描绘出了一种处于发展和变革法则之下，不断运动的世界以及它对个人和社会群体所造成的后果。而易卜生自己也曾说：“对我来说首要任务在于描写人、人际关系与人的命运，这些都是以某些仍旧存在的社会关系和观念作基础。”
1828年3月20日，“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出生于挪威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七岁后父亲经济破产，他的生活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因家庭条件所限，易卜生于十五岁时被不得不离开学校，成为一名学徒药剂师，并于1846年开始创作剧本。基于生活经历，易卜生戏剧中常有自己家庭——尤其是父母——的影子，主题也常涉及经济困难和道德问题。尽管他第一部搬上舞台的戏剧《武士冢》（The Burial Mound, 1850）并未获得太多关注，但他此后仍未放弃梦想。经过努力，易卜生最终成为享誉世界的剧作家，对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等人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刺激了现代剧场与导演制度的发展。1906年的今天，易卜生在奥斯陆逝世，他是北欧批判写实主义的代表，在其五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共写作二十五部剧本，其中以揭示社会和家庭矛盾的“社会问题剧”著称。
浪漫诗剧、社会问题剧到欧洲“心理戏剧”的滥觞
易卜生的创作可分为三个时期，在其晚期的剧作《建筑大师》（The Master Builder）中，主人公一生所建的三种建筑，正巧妙地寓意了其创作的三个阶段：教堂，象征早期取材于历史传说的浪漫主义诗剧，如《觊觎王位的人》（The Pretenders）；公寓，象征中期创作的社会问题剧；空中楼阁，则象征了晚期心理剧时期，这一时期的四部剧作因转向心理描写，探讨“个人精神问题”，也成为后来欧洲“心理戏剧”的滥觞。在此，我们重点介绍他对后世作家影响极大的社会问题剧。
所谓“社会问题剧”（the problem play）兴起于十九世纪中期欧洲民主民族运动高峰时期，是当时写实主义运动的重要部分。社会问题剧通过人物在舞台上的争论，处理现实中的社会问题，诸如：法律、教育、道德、宗教、婚姻家庭等；也就是说，此种戏剧形式的核心是提出、剖析或批判种种丑恶与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而不在于人物的审美价值。十九世纪的社会问题剧主要体现角色在现实社会中经历的两难境地，而易卜生戏剧中更突显了人物们的道德困境。1877年，易卜生侨居德国，完成了第一部社会问题剧《社会支柱》（The Pillars of Society），次年首演令他在德国大获掌声。此后，他又创作了反映了女性生存困境的《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反击评论界非难该剧的《群鬼》（Ghosts）及著名的《人民公敌》（An Enemy of the People）。
《玩偶之家》描述了娜拉（Nora Helmer）为救重病的丈夫假冒父亲笔迹借债的故事，丈夫病好后却认为这有损自己的声誉，不仅对娜拉大发雷霆，甚至要剥夺她对儿女的教育权。此时娜拉才发现，自己不过是在一个“玩偶家庭”，做一个“玩偶妻子”，而从前的自己也不过是父亲的“玩偶孩子”，最后娜拉决定出走，并留下那句著名的“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可以说，娜拉既是受制于时空环境、社会习俗枷锁的挪威中产阶级妻子，也象征了每一个时代中寻找自我实现的女子。女权主义认为，娜拉的形象为妇女解放提供了启示；也有评论认为她的出走是黑格尔式自我实现的体现，她通过决定、行动和不可改变的结果成就自我⋯⋯但易卜生始终坚持，自己并非社会学家或哲学家，更无法接受女权赋予的殊荣，他的任务是“写人”。艺术上，易卜生擅于运用“回溯”的手法更加清晰地向读者展现前情，海默尔认为，“《玩偶之家》展现出易卜生新形式当代剧的力量所在：它发挥了舞台的艺术功能，也就是让无形的东西变为一目了然⋯⋯《玩偶之家》是一个图解式的例证，表明现代戏剧里有三个透视视野，三个不同的层面，第一个层面涉及社会方面，它为个人的人生设定了框架。”
不同剧团的《玩偶之家》剧照：
尽管易卜生在剧中提出的女性解放问题有其进步性，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未有深刻的思考或提出实际的解决方案。
五四运动中的易卜生
今年已是“五四”一百零一周年，易卜生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仅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阵地《新青年》杂志出版“易卜生专号”，胡适更将“易卜生主义”奉为他个人的人生观与宗教；此外，易卜生还影响了曹禺等中国的剧作家，甚至当时一些有志于建立中国现代戏剧的青年，如洪深、田汉等，均把“做中国易卜生”当作人生理想。
其中，胡适是中国最早全面系统评论易卜生的学者，他曾发表《易卜生主义》，并在康奈尔大学哲学会上宣读。当时的胡适，一心想去除国民的奴性、使人们追求独立自由的人格，因此，文中胡适通过对《玩偶之家》、《人民公敌》、《群鬼》等作品的介绍、分析和应用，宣扬了他所阐释的“易卜生主义”，即健全的个人主义。他认为，易卜生主义是十九世纪个人主义的精华，最能代表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人生观，这种人生观一方面让我们像娜拉一样，将自己塑造成独立的个体；另一方面也教导人像《人民公敌》中的斯铎克芒医生（Doctor Thomas Stockmann）一样，特立独行、敢讲实话并与恶势力作战。
鲁迅对易卜生的评价与回应，是“五四”时期另一重要见解。事实上，早在“易卜生专号”之前，鲁迅就曾对易卜生进行评价与褒奖；1923年，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做了著名的《娜拉走后怎样？》演讲。在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呼吁青年学习娜拉的觉醒，鲁迅敏锐地告诫青年学生：“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他认为，出走的娜拉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沦为妓女），就是回来”，因为，未曾改变的残酷现实仍是不平等的经济权利与社会势力问题，尽管这一问题并不是唯一的解决方案，却是不可或缺的条件。更进一步来说，鲁迅所指出的其实不止关乎“五四”时期妇女解放的问题，更是为一部分梦醒了的青年知识分子们指出一条需要“深沉的韧性的战斗”的道路。
不论是胡适还是鲁迅，其著眼点都根植于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他们将易卜生作为“五四”反封建与个性解放的思想武器之一，为知识分子们的思想革新提供一套参考。由此，在那个变革的时代里，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几乎成为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评论、分析与汲取的对象，而他亦成为思想启蒙的角色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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