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写给左翼民粹主义》：民粹是否中立的政治手段？｜方川明
作者｜方川明
后马克思主义者的统识理论
手民出版社为英国学者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的《写给左翼民粹主义》（For A Left Populism）出了中译本。在这本翻译优良、排版出色的精致小书中，译者杨天帅扬言自己的译书原因，是针对香港自2016年立法会选举后的当今政局，希望墨菲的一些主张有助港人解决目前困局云云。
对政治稍有认识的读者，看见封面印上“左翼民粹主义”（left populism）一词，难免感觉怪异。按照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的西方政治传统，“左翼”和“民粹主义”是两个水火不容的专有名词，它们分别代表著两套不能兼融的价值观：前者，是人们对马克思主义者及其他社民主义者的统称，这班人主张政治及经济平等。此外，左翼面对民众的态度，总是诱导他们发现单一问题背后的（更为庞杂的）政经问题。后者，多为负面的字眼，常被左翼人士用以描述右翼煽动盲动民众的卑劣手段。
所以说，两套互相排斥的政治价值系统，又怎能放在一起呢？由此，我们不得不复习一下墨菲的理论背景。正如墨菲毫不讳言地自称，她是一名标准的后马克思主义者（post-Marxist）。于上年纪八十年代尾，她和阿根廷裔学者厄尼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合著的《文化统识和社会主义的战略：迈向激进民主政治》（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是后马派的政论基础。他们的理论基础是：在“后政治”——墨菲在本书将后政治（post-politics）简单定义为对“传统的左、右政治立场划分”的蒙糊化，而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苏联解体事件，加速了这种“后政治”的现象——的疆局底下，并在各国（补：多是后殖民或全盘西方化的国家，它们是以英美那一套为复制本）常见的英美形式民主政制的框架之中，寻求一种新的政治抗争策略。据此，吸取了意裔马派理论家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一些洞见后，墨菲和拉克劳认为，后马左翼应该争夺能够统摄一切的统识（hegemony，另有译为“霸权”）地位，把民主的基数进一步扩大，好使支持己方的民众不停增长。
那么，以统识为主轴的民主战略，到底是怎样运作呢？譬如说，近年各种社运流行的示威口号，每每扣上“自由、公义、革命”等字眼。然则，到底是哪一门的自由，哪一种的公义？我相信大多数参与示威的人士，口号虽懂得叫，但说不清个中的内涵。据此，墨菲和拉克劳为我们献上后结构主义式的解说大法。他们指出“自由”等一类字词，究其底蕴，根本是没有明确涵义，它们是飘浮在日常语用域的“空洞的能指”。故此，这些空泛的字眼必须被“刚性能指”（或拉冈学派所谓的“主人能指”）所绑定，继而被演绎为诸如“社会主义者的自由”、“资本家的自由”及“新自由主义者的自由”等句子，才能说得通。同理，近二十年来流行的“环保”、“种族”和“性别”等——对于墨菲及拉克劳来说，是彻底地跟经济范畴、生产关系无关的——新颖政治词汇，后马左翼必须赶快吸纳过来，并产生“左翼的环保（主义）”、“左翼的种族（议案）”及“左翼的性别（问题）”等的新兴议题，广泛地吸引关注相关议题的民众注意，成为己方派系的一部分。
总言之，墨菲提倡的“左翼民粹主义”，正是建立在上述前提之上；或准确地说，是墨菲对上述主张的逐字重写，老调重弹。
民粹是中立的政治手段？
墨菲的主张，是有别于传统观点；她认为“民粹主义”不是一种意识型态，而是一种中性的政治动员策略。情况仿如上文的统识策略，如果民粹只不过是一套动员方法，它便有赖于其背后的“主义者”来定性，例如：右翼的民粹主义，以及左翼的民粹主义。换言之，面对廿一世纪的全球政治局势，本书作者认为“民粹主义”是最为有效的应对方法。此外，墨菲还进一步说，本书不够格被称为严密的理论专书——虽说它的内容占了很大部分，还是理论性的——而是“急民众所急”的纲领式行动手册。就此，墨菲为读者扔出了“左翼民粹”的基本定义：在社会中划分“人民”和“寡头”，继而激化它们的对立关系（就是照抄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对“政治”的定义：敌我划分）。且外，墨菲更鼓励左翼在后政治氛围下，理应摆脱传统左翼（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阶级本质主义”，还有跨越生产关系、经济因素等“先验”限制，尝试挑选一些“出现于生产过程之外”的新议题，例如：环保、种族和性别（甚或素食？）等范围，作为斗争的主题，设法吸纳关注相关议题的民众。
其实，相比本书的标题，墨菲在第二章提出叫人更惊讶的建议：“向戴卓尔夫人学习！”然则，正如墨菲自觉地点出“左翼民粹是否模仿右翼民粹，操弄反种族、反新移民的手法”相较有趣、值得深思的问题后，她选择轻轻带过，没为读者提供答案的情况。同样地，在戴卓尔夫人的话题上，倡议者本人花了整个章节的篇幅，反反复复，说来说去，也未清楚说明所谓的学习之处。所以说，“向戴卓尔夫人学习”未免流于口号，志在吓人，教人份外失望。换言之，戴卓尔夫人在任时，大幅削减凯恩斯主义的福利措施，立法压制英国的工会组织，设法定立“人头税”等等，墨菲一律未有提及。然则，上述一切是基本常识，是连维基百科也有刊载的事实；除非你连上网搜索资料的力气也不愿花，否则不可不知。
此外，墨菲把马派的经济分析方法讥称为“阶级本质主义”，并将生产关系、经济因素视为“先验”限制，是颇有问题的。既然墨菲在书里单凭一句“无意走入有关民粹概念之‘真正性质’这种贫瘠呆板的学术讨论”，继而免除了为“民粹”概念定义的责任；同样地，我也不想讨论先验概念的真正意涵，免去为概念定义的繁琐程序（否则本文将异常冗长）。就此，笔者只好把墨菲的话解读为：“生产关系”及其他经济因素，是传统马派唯一关注的母题；事实上，它甚至能兼融墨菲口中“出现于生产过程之外”的议题：资本主义过分生产导致的生态危机、性别分工，以及跨国资本及金融投资造成一些弱势国家的经济崩溃，继而产生的国际难民潮，不一而足。然则，墨菲的化约归纳法，犯了初学者才会犯的错误：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我不说其他，单指《资本论》及《共产党宣言》）庞杂，它的内容涵盖经验与先验范畴，故不能一概简化为先验之物；另一方面，个别的经济因素、生产关系是具备物质条件，故属经验范畴。更甚者，传统马派的哲学核心：“唯物辩证法”，正是试图整体地把握理论性（先验）及经济现实（经验）两者之间、不断修正误解的社会科学观。综合来说，墨菲教授似乎对“先验”概念及（她口中的）传统马派理论有所误识。造成这种误识，有可能是墨菲抱持的“后结构主义者”立场，她犯了一定程度上的“唯文字论”毛病，把很多具体的概念化约成偶然性的、空疏的“能指符号”，换上符号学的逻辑来考察“符号”，而非以现实的史料、（哪怕是横向，还是纵向）概念史来补充概念字眼的内涵。
《资本论》：资本是加强与压抑分裂的悖论 (09/14)
左翼民粹早就存在，但不如墨菲所想般如意
另一叫人失望之处，是墨菲没有提供有效的例证。在书中，作者提供了很多右翼民粹的事例（补：这是毫不意外，也称得上为轻而易举，因为传统上右翼的动员方式就是民粹），还有被她称为“横向主义式”（horizontallist movements）的“中间偏左”运动，包括美国的占领华尔街，以及后来政党化的西班牙的“我们能”（Podemos）。然而，这些事例要不是——正如墨菲所说：“拒绝与政治体制交手，限制了自己行动的影响力。它们由于未与体制政治作任何形式的接合，很快就失去动力。”——自我解散了，就是与经济议题息息相关。更甚者，新自由主义触发的经济失衡问题，正是以上运动得以构成的主导原因，所以它们仍在传统左翼的“先验限制”框架之下。在此，也许有读者认为现实例子并非重点；甚至会反驳说，正是现实缺乏真正的“左翼民粹”，墨菲才设法提供理论的可能性，呼吁民众或政治领袖参照试行。就此，笔者想替墨菲完成她没有履行的责任，为读者提出本书作者有意无意所忽视的例证，以证明“左翼民粹”一早存在，但不如墨菲想像般怡人。
翻阅历史可见，俄国的十月革命，还有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等重大左翼运动，尽管具备敌我划分的动员方式，即是以“人民”的口号对抗从旧制度、旧社会关系获益的“寡头”（例如：划分贫农与大地主、划分无产者与资本家，还有分党分派——划分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等），但它们的内涵十分复杂，牵涉多项历史事件，还有各式的政治斗争，所以没法被归类为单一的民粹动员，也不应被单纯视作为一次性的民粹事件；况且，再重申一次，在墨菲眼中，上述事件仍然受限于“传统左翼的先验限制”，故不属“左翼民粹主义”的例证之一。或许，墨菲生活在遥远的英伦海峡，未能轻易联想发生在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些事件；但当提起“左翼民粹”这个奇特的混合字词，相信不少华语地区的读者（像笔者一样），马上想起在中国发生过的十年暴乱：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根据丹尼尔・里斯（Daniel Leese）所著的《崇拜毛：文化大革命中的言辞崇拜与仪式崇拜》引述的资料，毛泽东在文革爆发初期，就个人崇拜的现象，私下把群众分为三大类：真心的崇拜者、追潮流的投机份子，还有虚假的崇拜者。在此，重点不在毛的分类方法是否客观，虚假的崇拜者又是否占大多数；而是有别于坊间流传的肤浅想像（补：起码在香港是主流），毛泽东不是纯然沉醉在民众崇拜之中、恋栈权位的蠢蛋。从大量资料可见（例：毛反对民众为他过分贴金的“四个伟大”说），他和相属的舆论机器是自觉地以“崇拜毛”来操纵民众、鼓动民心，以达辖制中共执政团队的政治目的。换言之，文革正是左翼民粹主义的典范。尽管社会制度的不平等是文革的诱因之一，但毛及其政治团队没打算“除魅”，反利用由社会问题积累成的民愤作手段，进而“炮打司令部”。然则，以民粹主义为动员手段的文革，后来发生了什么事（一连串的暴力武斗事件），我相信无需额外花笔墨详述，读者自然是清楚明了。
同样的例子还有赤柬。根据乔森潘的回忆录《我与红色高棉》，在波布幕僚治下的柬埔寨共产党，他们非但把美国扶植的龙诺将军视作首要敌人，在内战期间还大力宣传，把邻国的越南共产党描述为打算侵犯柬国主权的民族敌人。据此，越共对正值政权空窗期的柬埔寨虎视眈眈。喜阅文学小说的读者不难察觉，赤柬运用了佐治・奥威尔 （George Orwell）式的民粹方程，而非单纯的毛主义“统一战线”：通过虚构的外部敌人，团结柬国内部的大多数。上述的舆论导致疑心病，久而久之，赤柬出现了集体妄想症。基于对越共的恐惧与敌视，柬国共产党人怀疑国家早被越共间谍严重渗透，人人都被质疑来历，弄得人心惶惶。当时，任何居住在柬国的人，不论有何身份，只要被怀疑是越共份子，一概被送去集中营严刑迫供，酿成日后被联合国称为“自我大屠杀”的血腥惨剧。
面对上述的例证，墨菲自有法宝逃避责难。在本书的第二章，墨菲承认：“我主张，我们不需执著在自由—民主政治中寻求‘革命性’的突破。”，接著说：“我们有可能在不破坏自由—民主体系的清况下，在现有的统识秩序中缔造变革。”所谓“自由—民主体系”就是英美议会政制，也就是形式民主。即言之，由于文革和赤柬等民粹主义运动，是脱离于形式民主的个别现象，故非墨菲的意图所在。当然，我们大可以挑骨头，质问她在不破坏“自由—民主体系”的前提下，到底“左翼民粹”要求哪一种“变革”？但重要的是，墨菲点出了她的政治策略是始于形式民主，终于形式民主，也就是说，安于现状，不追求任何结构式的改变。在此，笔者还想提点一下读者，我们千万别忘了希特拉。这一位鼓动德国“人民”对抗犹太人商人“寡头”的煽动家，正是在形式民主的框架底下，改变了其时“统识秩序”，获得人民拥戴兼高票当选，纳粹党从此正式登上德国的政治舞台，导致各式人为灾难。
说到底，墨菲承认自己的民粹主义策略，是限制于形式民主框架之下，乃至于捍卫这一套框架。在此，笔者无意踩进探讨形式民主的浑水。只能说，本文重点不是支持英美式的议会民主与否的问题（这是美式民主支持者精心设计的伪命题）；而是支持“一国主义”（或“一地主义”），还是“国际主义”的问题。如果您是抱持“一国主义”（或一地主义）的立场，在当今“后政治”的情境之下，自然倾向采取墨菲的“民粹主义”政策。即是说，在一国或一地的限制之下，眼前出现的各项问题被矮化或扭曲，变成一国利益之内的问题（例：新移民）。由此，你自然不想干涉全球资本主义产生的大问题、新自由主义主张的金融投机导致的经济失衡问题，还有美元挂帅的国际经贸关系促成的国际难民问题。当你站在“一国主义”，甚或“一地主义”的政治立场时，上述问题变成局部的、侵扰个别地方（或国家）的特殊情况。但是，事实不由个人的主观意志所左右，一切问题，终究就是全球化资本主义产生的问题，哪怕你像墨菲掩上双眼，故意视为不见，它的无形之手仍旧直卷全球的每一角落，包括你的藏身之所。
补充一点，墨菲认为“传统的（左、右）疆界划分已不胜其任”。换言之，虽说墨菲“不执著在自由—民主政治中寻求‘革命性’的突破”，但她笔锋一转，忽然锐变起来，说要扔弃传统的“左、右”划分。的确，传统的左、右划分是有点僵化，甚是空泛，未必有效地描述具体的、复杂的政治问题，固然值得批评。然而，墨菲不是这种意思。对她来说，“左、右”分别代表两套不同的价值系统，正由于它们的划分（斯宾诺莎的“一切规定都是否定”原则）让彼此没法互通，墨菲便建议我们放弃以上的分辨准则。既然如此，我反建议墨菲老实一点，干脆把口号中的“左翼”部分扔到垃圾桶，直接挂上“民粹主义”的头衔便是了。至于消除“左、右划分”的问题，墨菲再次犯上了“后结构主义者式的唯文字论”的毛病：“左、右”之分不是传统垄断的文化“化石”，也不是贸贸然被偶尔贴上了的“能指”，它们是根据实际的经验事实为依据，并通过（后结构主义者喜欢说的）“字词之间的差异所构成”的价值系统坐标。简言之，“左、右”之分是在于它们涵盖的意义之别，不是单一字词贴贴拼拼那样简单，墨菲绝不能凭空捏造似地消解“左、右”边界。
总括来说：一）综观墨菲提供的例子和思路，她仍然无法摆脱所谓的“传统左翼的先验限制”：经济因素——尤其是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金融机制带来的世界性经济失衡问题。既然如此，笔者认为宏观的国际政经批判（及相关的行动对策）远比墨菲局限于一国一地的民粹方案有效。二）根据笔者提供的“左翼民粹主义”例子（文革、赤柬），便知道以左派之名行的民粹主义方案，根本和右翼民粹（例：德国纳粹）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民粹主义，同样招致自我毁灭式的悲剧收场，故不宜参考。墨菲自欺欺人地举出“民粹主义”作传统左翼退潮的解答方案，难道她认为人类历史还不够血腥吗？
尼采式的结语：香港问题
无论如何，政治的行动策略，与论者的政治立场是没法脱钩的。在香港，以左翼自居的知识份子及青年，看见譬如陈云之流的人物，表面上嘲笑他们操纵民粹的手段，内里却难掩妒火，妒忌人家的号召力，能够在网上社交媒体呼风唤雨。在此，孤军力弱的“左翼青年”理应好好反省，问题不是民众愚笨，所以容易被右翼煽动；或是没有把陈云的一些主张和议题纳入己方，掉失民心。问题是你们没有真的击中香港政经问题的要害，从没站在基层的角度设想。一些社运，究其底蕴，就是民粹主义。事实上，是主流传媒及舆论机器透过树立虚假的“敌人”及虚假的“新闻资讯”，挑动民众的恐惧情绪，征召而成的“人民”大多数。假如不好好考证事实，甚至罔顾现实，为捍卫既存利益关系、具备民粹倾向的社运贴金，甚或热衷其中；那么，这一批自称左翼的人，理应接受现实。他们就跟墨菲一样，这种人不过是挂上“左翼”之名，民粹主义为实，十足的投机份子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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