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齐泽克：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分析与政经分析局限｜方川明
作者｜方川明
作为后马克思主义者的齐泽克
齐泽克（Slavoj Žižek）的著述庞杂，他的后马克思—德国观念论—拉冈派路线往往受到诸多百样的批评。比方说，在德国观念论方面，美国哲学家 Robert Pippin 认定齐泽克不是一名货真价实的黑格尔主义者，而是挂羊头卖狗肉的祈克果、谢林式的观念论者。平心而论，因为齐氏的理论近年来是以巴迪欧的“事件——被事件征召的主体”为主轴，（在齐氏的诠释下）乃是一种有赖于个体主观性的信仰逻辑，个中有著浓烈的祈克果式的“信心之跳跃”影子，难免惹来 Pippin 的反感。至于马克思主义方面，更是饱受抨击。当然，面对——根据齐氏的说法——传统左翼的严厉指责，他自己毫不讳言地承认：仿效邓小平夺权后对老毛的评价，他是30%确然、70%非然的马克思主义者。总之，我们无视他的花言巧语，并归之为标准的后马克思主义者便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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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至终，齐泽克断定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社会实验是挫败的。换言之，姑勿论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崩解的苏联、铁托（Tito）治下的南斯拉夫或是今天仍挂著“社会主义”旗帜的中国（更枉论待在旁边的北韩了），在齐氏的眼里都是失败的。按齐氏自己的说法，它们要不是自行瓦解，就是修正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了，后者是“挂上社会主义面具的资本主义”。更甚者，齐氏认为上述的红色政权国家全都是“理性的狡黠”（the cunning of reason）的产物，即是作为政治概念的“共产主义”通过具体的实践来揭露得出的真面目（概念的整体）；它们都是披上自称进步、人民专政的外衣，实质倒退至史前血腥主奴关系的恐怖极权主义。由此，面对现今的政治处境，也就是社会主义国家退潮，全球化资本主义旗开得胜的时势，齐泽克本人在各种场合声称，当今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还有的话）不应试图恋物地复制列宁在1919年做过的事，或准确的说，不能 copy and paste 苏联模式；与此同时，齐泽克亦呼吁马派份子要敢于“想像”，但千万别妄想一种与现实截然相反的乌托邦图景（据说是“纯粹的意识形态”），而是针对现实情况，进行小修小补的政制改革。在此，齐氏经常举的例子是在奥巴马时期，美国政府倡议的一系列医疗支助金福利政策；尽管看似微不足道的医疗措施，他赞许是一种撼动美国社会结构的好尝试。
有关马派理论的问题，我们先在此打住；因为它牵涉齐氏的意识形态分析策略，将于下文详述。
大他者与分析师的疑难
至于齐氏论述的第三个理论核心：精神分析，经过齐泽克的个人诠释后，也是颇受争议的。对于传统的拉冈派来说，作为一种“学术明星”的狂热现象，齐泽克是带有悖论性质的：一方面齐氏尝试透过文化、政治批判来重新激活拉冈的理论；另一方面他没有清晰地交代拉冈派理论跟社会现象的连接点，即是其理论前设的问题。某程度上，正如一般的追星效应，他引起了学界争相模仿及理论滥用、乱用的后果。也许，面对上述质疑，齐泽克会——以黑格尔主义者的身份——回应一句：嗯，我们只能透过实践，即是从结果回溯前设，才能发现自己不自觉地预设的理论前题。是故，他才疯狂地作理论实践，不停地书写，进行阿图塞所说的“理论的劳动生产”。但话说回头，我们千万别忘记一点：事实是，在临床实践上，拉冈的治学对象从来都不是（作为具备了官能症状的主体的）社会，而是现代社会—家庭里的独立个体。
当然，熟悉精神分析治学史的读者会说，即便是学派的老祖宗，即佛洛依德本人，也曾写过好几本人类学、社会学的专书，比如《图腾与禁忌》和《摩西与一神教》等。故此，精神分析从不是跟人类社会层面绝缘。况且在拉冈派的理论之中，早就涵盖了社会的维度：大他者，一个涵盖了他者维度的结构位置，可以挤入母亲、老师及具体的社会等东西于其中。据说，亲历“穿越幻象”的人（包括齐泽克本人）都明白“大他者不存在”的道理。然而，情况类似笛卡儿的“临时规范”方法论，即在绝对怀疑的过程中，当怀疑者否定了一切存在根基后的策略性避世小屋（补：笛氏把怀疑比喻为拆屋），好让抱持怀疑者不致于丧失神智，仍然有“物质”所支撑。同样地，齐泽克多番提到“大他者的他者”的概念。简言之，是指其他同样生活在社会中，并预设大他者存在的人。也就是说，即便像齐氏那股的人，他们清楚知道“大他者不存在”，但还需要面对其他相信“大他者存在”的他人，后者使“大他者”的效能仍得维持。总言之，拉冈派的理论本来是涵括社会面向，甚至视之为相当重要的构成因素，所以是别具唯物主义色彩的。
然而，问题是来得更复杂。它不单是内容上的疑难（分析的对象为何），更是形式上的问题（分析的方法本身），皆因它涉及了分析师位置（即齐泽克的位置）及问诊的主体位置（即齐泽克分析的对象）之疑窦。齐泽克之所以经常谈论电影，这绝非个人嗜好那么简单，乃是一门方法学、分析的手段。重点是，他从来不是分析电影本身（film-as-such），而是分析大众对个别电影的舆论或看法。换言之，为了锁定社会中某些成问题的主体，齐泽克必须借电影为切入点，寻找社会民众对电影的一般看法，并诊断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征状。所以说，在齐泽克眼里，电影之幕仿佛变成了一面镜，它非但聚集了社会大众的注视，还拆射出观众们的扭曲欲望。然而，关键之处（仍然）是：谁是被分析的对象？谁是欲望背后的主体？就此，我们可作适宜的猜测，难不成齐泽克笔下——假定被作为官能症征状的——的社会问题，都是他本人投射在社会大他者上（或准确地说，大他者的他者）的镜像叠影吗？要知道，在拉冈的标准分析程序中，分析师和被分析者必经“移情”及“分析师的欲望”双线并行的辩证过程，但齐泽克的分析过程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此程序。有别于布迪厄那种——看似偏执狂式的——不断自我反省的社会学方法学，齐泽克在公开场合中时常透露不喜欢、甚至拒绝分析自己，据齐氏所说，这是极为自恋和恶心的行径。然则，这种过份乖张的反应，难道不正是性倒错式的防御机制（即，拒认）吗？更重要的是，问题连系至“分析师的位置”及“被分析的对象”的互动层面中最糟糕的坏情况：作为分析者的齐氏，他投射了自己的欲望在（被他设置的）分析者之上却不自知，结果一切沦为自说自话。由此，我们可以把上述问题称作“理论家的盲点”。由于受盲点所限，难怪在《暴力》里，齐氏最终诉诸一种相较地被动的班雅明—阿甘本式的“神的暴力”：一种纯粹的秩序性暴乱。至于骚乱的原因，我们是无法从日常的象征秩序及由想像关系主导的艺术媒介中发现的。它是真实界乍现的瞬间，就像一道巨大裂口，用来填补社会象征秩序确立以来的伤口。同理，为了强调这一个“理论家的盲点”，我们大可以后设地想出“大他者的他者的他者”，即：其实人人都知道“大他者不存在”，但正是人人假定了“大他者的他者”的存在，即假定其他人仍旧设想大他者是存在，“大他者”的效能才得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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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泽克的“后工业化”论
如果略嫌上述的批评未够有力（它仍停留在方法上的层面），那么让我们聚焦于齐泽克的意识形态批判的原理之上。
众所周知，尽管齐泽克本人从没明确地交代，他的意识形态原理是承自阿图塞的意识形态公式，并加上一点拉冈派的理论修正。换言之，齐氏的公式：“个体与其真实存在条件的想像性关系，以及象征性关系的一种‘表征’，以及其帕斯卡式的践行效果”。简言之，有别于阿图塞的“想像”（补：即广泛的人皆接受意识形态的征召，他们跟社会后天赋予的想像形象无缝接合），齐泽克认为意识形态之所以“营运”成功，在于社会中的各式个体没法被征召；就像卡夫卡笔下的小说人物般，社会中的个体永远与（沿用阿氏说法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有一道无法抚平的鸿沟，并按从“大他者的他者”策略，即为保持（由想像及象征关系构成的）现实的稳定，进行的一连串投机取巧的践作行为。换句话说，在齐氏眼中，针对据称是“后意识形态”和“后冷战”的今天社会，那些自称是“独立、自主”的理性人，全都是支撑著意识形态的践行主体，意识形态透过各种仪式性的或未言明的无意识践行效应得以维持。假如齐泽克同样犯了理论家的盲点又如何？然则，齐本人中了阿氏所说的意识形态特征又怎样？在齐氏编辑的专书《图绘意识形态》的序言中，他提到阿图塞的另一袪魅法宝“征候阅读法”，是“意识形态”概念在自在阶段的衍生对策（补：当然，齐本人的意识形态概念是“自在自为”的新高度了）。所谓“征候阅读法”是阿氏携同一众门生研读《资本论》后获得的成果，即透过对照理论所指涉的对象及事实之间落差，继而清除理论里的失实的意识形态杂质，让理论家（或读者自己）直视未被扭曲的对象本身，达致一种范式转移，也就是阿氏版本的“穿越幻象”：认识论的断裂。在一篇政论〈1968年抗议的遗产：一场左翼的革命是如何帮助资本家获胜的〉中，齐泽克志在粉碎西方左翼对“法国68运动及其时各地的左翼运动”的恋物式迷恋，他断定68运动非但没撼动资本主义，其中一些当年看似激进的主张，更是补充了资本主义的不足，演变成今天的强势形态。68运动针对工厂、家庭及学校等机构之上，催生了资本主义的“后工业化”、“多元成家”等浪潮。譬如说，在工业的方面，齐泽克认为资本家经此一役，变得越来越“人性化”，他们放弃了陈旧的福特式厂线生产，改为更加“自主”、“弹性”的雇员工作形式，甚至渐渐变成今天多元的、非强制性的 freelance 工作形式。此外，除了关注工人的自主度，据说资本主义变得愈来愈“关心他人”，慈善事业也变成了消费活动的一部分。就此，齐泽克再一次老调重弹，提出“Tom’s Shoe”的例子（只要你在美国买了一对鞋，该公司同时派发一对鞋送给非洲难民）证实自己想法。然而，稍为对全球资本主义制度略有认识，都知道齐泽克所说的一切，是颇为失实的。西方左派对68运动的非理性迷恋固然要粉碎，但齐的驳斥之说却是另一种意识形态，它是对政治经济彻底无知的“理论成果”。正如李嘉图派主张的比较优势，参进了全球贸易网络的世界各国，会因应经济情况专门化，主力出产国内的单一优越品，改为对外购入本国没优势生产的产品。若用“人话”来说，如果 A 国受物质条件所限，国民需要一年时间来生产单一瓶红酒，但可以按同样的时间生产一吨铁轨模板。那么 A 国会放弃红酒产业，主力生产模板，并向 B 国购入红酒，或对同样受环境因素限制，而放弃出产铁轨的 B 国兜售轨道模板。哪怕是 A 国本身的红酒远比 B 国优良也好，B 国本来有的轨道模板比 A 国的精良都好，总之，全球化的资本主义让参进一腿的国家专门化、生产单一化。事实根本与齐氏的无稽之谈无关，是全球各地逐渐产业单一化，才引致好些“第一世界先进国家”（包括法国）出现齐泽克所谓的“后工业化”情况。当然，李嘉图派的比较优势是一种贴金的说法，用以掩藏跨国的金融资本的暴戾一面。比较优势假说把全球范围内的国家，描述成各有所需似的。它们所施其职，有的国家负责提出资本，有的国家负责提供制造生产配件，有的国家负责提供劳动生产力，然后大家共同享得成果。实情是，先进国家的资本集团基于工资、成本等考虑（发达地区内的工资、制作成本总是比较高昂），继而把资本投资在成本低廉的落后地区设厂，生产各类廉价的产品。此外，先进国家及跨国的资本家可以用低价钱赚入这一批产品，然后在其他相较发达的地区或同样的落后国家以高价售出，从中捞取大笔利润，达致资本的扩大；情况仿如某种重商主义的复辟，被压榨的永远都是落后地区的工人、贫民。上述过程，才是某国出现“产业单一化”的起因。故此，只要把客观的事实和齐氏所言的“后工业化”奇想相对照，我们便得到重要的范式转移：从狭窄的西方学者视点，改到宏观的国际政治经济视野。由此，我们发现西方左翼（包括齐泽克）身处的“没有工人、无产阶级学说已经过时”的先进西方世界，从来是第三世界落后国家的血汗民膏所支撑，是受惠于跨国资本的便利。
“一国社会主义”的失败
总括来说，齐氏一直有上述的局限，引致他没法好好掌握当刻的政治现实。重返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改从具体的政治经济视野观照“现实存在的共产主义国家”，而非齐氏的所谓（泛黑格尔主义的）“共产主义概念说”，我们见到的是一国主义政策引起的问题与灾难，那些红色政权国家怎样在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围剿底下，逐渐减弱，继而瓦解。最极端的事例，当然是由波布领导的赤柬了。当年和越共互相敌视的红色高棉，是仿效毛泽东的做法，在不发达的经济地区，强行举起“一国社会主义”的旗帜，甚至直接废除货币交易系统，催速生产，最终把人伦关系倒退为可怕的主奴关系，让柬埔寨沦为人间炼狱。故此，面对今天以美国集团（准确地说，是美元至上主义）为首的全球资本主义，在这个“过渡时期”，我们应该别再落入孤立的“一国主义”政策，尝试站在敌人的对立面，也就是非美元挂帅的、并由第三世界国家联合建成的经贸联盟的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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