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7世纪为现代中国起点　史景迁：当时中国在世界表现更自信

作者｜胡雅雯

2021年12月26日，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耶鲁大学荣誉教授史景迁（Jonathan Dermot Spence）于美国辞世，享年85岁。史景迁生于英国萨里郡，曾就读于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并获得学士学位，1959年到美国耶鲁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师从芮玛丽（Mary Clabaugh Wright）。六十年代初，史景迁跟随当时供职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研究院远东史学系的明、清史权威学者房兆楹、杜联喆夫妇攻读博士；1965年，获得耶鲁大学史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康熙与曹寅：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Ts'ao Yin and the K'ang-hsi Emperor: Bondservant and Master）于次年出版，后获珀特尔论文奖。“史景迁”这一中文名便是由其导师房兆楹所命，原义为“景仰司马迁”。1993年起，史景迁担任耶鲁大学历史学史特灵教席（Sterling Professor，是美国耶鲁大学最高的学术等级）。

从史景迁一生出版的14部著作来看，他确实不负导师房兆楹为其所取的名字——作品循著《史记》的精神，多数由历史人物出发，甚至让人物“自己说话”，同时构建相应时代的历史背景。与史景迁同年辞世的史学泰斗、中国思想史专家余英时就曾认为，史景迁的著作应当被划入《史记》的范畴，是文学与史学的完美结合。

学术伉俪研究中国近代史

史景迁将撰写《中国志》的克路士（Gaspar da Cruz）与撰写《汉语博览》的巴耶尔 （Theophilus Siegfried Bayer）视为学术榜样。他赞叹克路士的宽大胸怀和写作过程中对精确与全面的平衡把握；亦形容自己如巴耶尔一般，将凌乱的史料收集在自己的“兔子洞”然后整理、书写。他曾说：

“这两位学者都很快被其他学者超越，后来者有著更广的涉猎和更深刻的洞察力——或者，是拥有更加方便的出版途径。但是，我仍然更喜欢思考这两位学者，阅读他们的沉思，因为不久之后，我们也会被其他人不同的方式超越……正如巴耶尔不停地警示我们的一样，学术研究本身就是一种难以控制的疯狂，所以做当下能做的事情，尽力研究，接受批评或是褒奖——也许两者兼而有之。”

此外，史景迁的妻子金安平亦为著名史学家，著有《合肥四姐妹》，描述民初教育家张武龄的四个女儿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的人生历程及所处的历史背景。金安平与史景迁相识于房兆楹的葬礼，后结为学术伉俪。

以小见大写史风格

阅读史景迁的著作，读者很难不被他独特的视角与引人入胜的“讲故事”方式所吸引。从第一部《康熙与曹寅》开始，史景迁就将档案史料与各类文史资料相结合，探究康熙的治术，同时描绘其作为清朝天子的内心世界。第二部《改变中国》（To change China: 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 1620-1960），以汤若望、南怀仁、戈登、赫德、鲍罗廷、白求恩、史迪威等人物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故事，探寻不同文化碰撞所引发的刺激与适应、理解与误解。因由撰写第一部著作时的充分研究，史景迁的第三部《康熙》（Emperor of China: Self-Portrait of K'ang-Hsi）采用自传体裁，以第一人称视角，在史料的基础上发挥想像，将细节与历史背景结合，巧妙运用倒叙、插叙、补叙、跨时空的回忆，既展现康熙的雄才大略又揭示其内心的喜怒哀乐。《妇人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The Death of Woman Wang）以山东郯城县志、黄六鸿的《福惠全书》为史料基础并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聚焦清初偏僻乡邨的农妇生活，重组17世纪小老百姓的生存处境与社会历史环境。《天安门：中国的知识分子与革命》（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 1895–1980）著眼中国文人、知识分子的历史环境与文化空间，还原康有为、鲁迅、丁玲的追求、挫折、困境与期盼。同样以人物还原历史背景的著作还有《利玛窦的记忆宫殿》（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胡若望的疑问》（The Question of Hu）、《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Return to Dragon Mountain: Memories of a Late Ming Man）等等。《追寻现代中国》（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以通史形式全面梳理了1600年至二十世纪末的中国历史变迁，文笔畅达，于客观之中寓有对历史的理解和同情，成为海外研究中国历史的基础文献。

写史笔法曾遭批评违基本规范

从人物视角书写历史全相，自由驰骋，生动呈现中国的历史经验，令史景迁的著作兼具史学研究及畅销书的特色。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许倬云曾形容：“给他一本电话簿，他可以从第一页的人名开始编故事，编到最后一个人名。”这或许也是为什么史景迁的研究著作总能给读者带来阅读“爽感”。当然，他的书写方式也受到批评与质疑。据称，钱锺书就曾戏称史景迁为“失败的小说家”。对于批评他的著作“违背了历史学著作的基本规范”，史景迁认为以小说情节与适当的想像填补空白是合理的，因为小说再现现实、根植于作者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而中国古代的史学家也曾在历史著作中为人物创造对话与情节。在进行史料研究时，史景迁受到康熙本人喜爱使用“朕”这个第一人称代词所启发，同时借鉴莎士比亚在《皆大欢喜》中提出的人生七个阶段理论，因而选择在《康熙》一书中让这位清朝天子亲身讲述自己的故事、展示自己的内心情感与人生体验。对于史景迁来说，历史人物是浓缩故事很好的方式，可以用足够多的细节来叙述个人的故事和动机，不用进行特别深入地探究就能解释出故事的很多方面。他也认可文学与史学的密切关系，视司马迁为为数不多的天才，并受到《史记》影响，认为司马迁“非常清楚如何构建故事，也知道如何能让故事产生长久的影响。”史景迁亦致力于通过阅读不同种类的资料，从而理解它们向我们传达的、关于过去的讯息，他直言“历史就是讲故事，但是你要在故事中尽量展现当时的社会和主要事件。”可以说，史景迁的方法亦是一种潜入史料追寻、塑造不同时代记忆的方法，而其以小见大的微观视角对强调关注个人史与微观史（microhistory），从而勾勒历史、文化现象背后动态性、异质性的史学及跨文化研究深有启发。

近代史开端看法与中国史学界不同

作为中国史专家，史景迁对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时间有与中国史学界不同的看法。他不同意以19世纪中国受侵略为起始的历史分期方法，认为应该从17、18世纪开始，“因为当时的中国在世界上表现出一种更自信的姿态。”

在《追寻现代中国》第一版序中，史景迁表示：“我的叙事起自一六○○年，因为我认为唯有从这个时间点启始，才能认清中国当前问题的缘由，以及中国⼈该凭恃何种知识、经济、情感来解决这些问题。”可见，其采用此一分期立足于认识今日的中国。他反对将“现代”的底蕴隶属于我们所处的当代世界，而将过去“过去”托付给“传统”，同时以“后现代”寄望未来。他认为“现代（modern）”这个概念是随著人类生活的开展而时时刻刻处在递嬗之中的，因而他主张，到了西元一六○○年，已存在既是融汇一体，又能兼容并蓄，既有明确的自我认同，也能以平等的地位竞逐新市场、新技术、新观念的现代国家。与此同时，他亦指出，中共政府的官僚机制与其领导人对权力的坚持，及在生活各个领域中对人民远大抱负的制约，与十七世纪晚明、清初的国家面貌并无二至。因此，借以十六世纪末作为叙述的起点，史景迁所撰写的《追寻现代中国》也期望达致另一个目标：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寻常百姓在恶劣、甚至濒临绝望的环境中，自己掌握命运，投身对抗国家力量的次数多么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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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认识到，一六四四年，于一九一一年，再于⼀九四九年，对现况绝望，以及缅怀夙昔的情怀和怀抱未来希望的⾚忱是如何彼此融汇，又是如何粉碎既存的秩序，打开了一条通往新时代的不确定道路。倚仗有关中国过去奋斗的历史知识，我们便能更深切体会中国内部面对彼此扞格的力量，以及中国最终能否在这现代世界中索求一席之地的机会。

将历史研究视为拼图游戏，一个个生动、有血有肉的人物历史故事便是史景迁所贡献的、曾“缺少的那一块”拼图。有时候他需要努力找寻这些故事，有时候故事“不请自来”，带给他惊喜。在寻找的过程中，拼图的各个部份一点点汇集起来，他便将这一个个瞬间捕捉、编写，以人物之口、在故事里讲述数百年的中国史。如今回望，在这探索与拼图的过程中，他不亦将自己活成了自己的学术榜样克路士与巴耶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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