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邦：世界最知名历史学家与“斯大林主义者”之间的一生
要数英国当代最著名的马克思派学者，大概是地理学系的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文学系的泰勒・伊格顿（Terry Eagleton），与已去世的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
作为终生的共产党员，霍布斯邦的政治取向一向为人注目，但这似乎并未减损他著作的影响力。凭其通畅易读的行文与幽默的笔调，对于想要扼要地了解近两、三个世纪历史的读者来说，霍布斯邦的书一直被视为上佳的读本；即使是没有特别左翼倾向的好学者，亦会读霍布斯邦的书。由此，霍布斯邦被评为英语世界最有名的历史学家，亦是世界上以历史学为志业最有名的学者之一。
短促而充满极端的二十世纪
以学术标准来说，霍布斯邦的专长是十九世纪史，他亦为“漫长的十九世纪”（the long 19th century）写出了三部曲──《革命的年代》（(The Age of Revolution: Europe, 1789-1848）、《资本的年代》（The Age of Capital: 1848–1875）、《帝国的年代》（The Age of Empire: 1875–1914），以双元革命的暴发（即工业革命与法国大革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帝国主义的扩张定义了三个年期。
然而霍布斯邦称自己身为几乎活过整个二十世纪的人，这段时间就不只作为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亦是他个人的亲身体验。1994年的作品《极端的年代》（The Age of Extremes）加上副题“短促的二十世纪，1914-1991”（The Short Twentieth Century, 1914–1991），这说法于历史学界大概无人不晓。准确一些来说，“短促的二十世纪”指的是一战爆发的1914至苏联解体的1991年。在霍布斯邦眼中，这个世纪是由两次大战与冷战所定义。
二十世纪是被血洗的年代，霍布斯邦特别称两战之间的年头（1914至1945）为“大灾难的年代”（The Age of Catastrophe），当中出现了人类历史前所未见的惨况：战争的残酷不仅在于参战国家与人数规模，亦在于它是人类首次会大规模让非战争人员的平民死伤的战争。
所谓的“极端”，指的是二十世纪有著人类最大的希望，但亦同时摧毁了理想；任何对经济与政治的乐观期望几乎每次都落空，就如大萧条前1928年的美国，当时仍然对经济充满冀盼。“极端”亦是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以意识形态主导的政治。国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已经宣告于二十世纪失败，可是市场资本主义乍看获得最终胜利，因它永远无法理解与处理经济衰退，在自由放任与凯恩斯政策之间摇摆，而新自由主义那富有国家会带起贫穷国家的信念亦未能实现──因此霍布斯邦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亦是一种失败的路线。
在可以跟《极端的年代》对读的自传《趣味横生的时光》（Interesting Times）中，霍布斯邦对于二十世纪给了四个形容词：荒谬、讽刺、超现实和诡异。
终生的马克思主义者
霍布斯邦自认是终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共产党员，于共产势力从未占优势的英国政治与学术环境，霍布斯邦这信念让他受到情报局监视、受到学院排挤，亦受到论敌抨击。在《极端的年代》与《趣味横生的时光》中，霍布斯邦回头来看，马克思的世界革命愿景已宣告失败。即使如此，霍布斯邦并不像其他曾经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共产党员转向保守派。
在青少年时期做过一些大抵上无用的实践之后，霍布斯邦认识到自己天生不是领导者，甚至并不适合当行动派的革命分子。他以历史学的方式来支持马克思的志业，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理论家，但他每每都以马克思主义的眼光，来评断二十世纪与廿一世纪初发生的种种事情。
凭著霍布斯邦自身的影响力，他的确向英国以外“输出”了革命理念。例如他可以说是印度马克思主义的启蒙人物，他对于黑帮与土匪等法外之徒的研究，曾经被印度的马派认真看待，思考能否成为缺乏工人阶级的印度成为革命主体；可是随著后殖民理论与意识的兴起，霍布斯邦开始被较年轻的学者斥为过分欧洲中心主义，而逐渐淡出了他们的理论视野。
霍布斯邦受得最多的批评，是被指对苏联作偏颇评价──对一位历史学家来说，这不是轻微的罪名。当中最具争议的是霍布斯邦对斯大林（Joseph Stalin）的评价，他曾多次表示：若果斯大林政权下成千上万的人命能促成一个真正的共产社会，那么这种牺牲就是值得的；霍布斯邦亦表示“很不幸，苏联并非世界革命的开始”。霍布斯邦因而被英国的右翼分子评为斯大林主义者（Stalinist），甚至被讥讽他为“斯大林的啦啦队”。
2012年10月1日，霍布斯邦於伦敦与世长辞。纵受千夫所指，但他始终带著他“十月革命的梦”，至死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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