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基德与席勒的情欲、暴力与死亡——我只表现我看见的真实

金基德最欣赏的画家是埃贡・席勒（Egon Schiele），在《烂泥情人》（Bad Guy）中他用过后者的画。年轻时的金基德也曾当过两年“画家”，在法国的蒙彼利耶（Montpellier）。严格来说，其实算不上是画家。他在街头作画，也顺便在街头做些展览，仅此而已。与少年时期一样，他的许多时间都花在了街头上。一般意义上的成功人士很少会流连街头。那里是鲜有尊重，偶见暴力的地方，尤其入夜之后。采访中他说，有时你可能只是在路上走著，就无缘无故被人打了一顿。再年轻一些时，他也曾被同龄人霸凌过。霸凌同样不需要特别的原因，可能仅仅因为对方觉得自己比你强壮一点。所以他的作品都笼罩著一种巨大的“仇恨”（hatred）。他说这并非是针对某一个个体特定的仇恨，而是一种更广泛的，对生命的感觉。

不难理解，金基德为何如此钟情于席勒的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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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生于19世纪末，活跃在20世纪初。当书本上的画家都在用艺术表达“美”时，席勒偏不。他不仅不要美，不要雅，他的画甚至“粗鄙”到令人不愿直视。他笔下的人物瘦削，线条扭曲，神情与姿态都十分古怪。他的男性是病态的，女性即便赤身裸体也是没有魅力可言的。男女间的情欲场面，总被他渲染上一层暴力与死亡的阴影，让观者不寒而栗，自然无法挑拨起任何欲念。那些人物并不像在拥抱，而更像彼此痛苦地纠缠在一起。只需看上一眼，席勒以恩师克林姆（Gustav Klimt）的名画《吻》为蓝本，画出的那幅《红衣主教与修女》，看那金灿灿的耀眼一吻如何变成了满是禁忌的偷情或被迫交易，便能了解在席勒心中，人间关系充斥著暴力、不伦与恐惧的“真相”。

金基德仿佛是让席勒的人物离开画布，直接走入了他的镜头。席勒若生活在金基德的电影世界中，这些人物也该是他会想带回家当模特的类型——沉默怪异的人、游走的妓女、狂躁而绝望的人。

【席勒的相片与画作：】

这些人深陷绝境，来自最懦弱的底层，内部却燃著最危险的火。他们遭受过有因或无因的暴力，对世界形成了一套更为冷酷的看法。他们是你生活中最害怕碰上的一类“不正常”的人。然而若把这种“不正常”，放在更广阔的时空范围内审视，则它就是“正常”的一部分。因为完全不含任何“不正常”的社会，才是最不正常的。金基德与席勒的相通之处，他们反叛了或志在反叛社会由精英制定的一系列道德秩序，转而强调人身上被驯化失败的兽性。原本压抑在人心深处或只是在阴暗地下流通的社会隐形秩序，现在被曝晒于阳光下——即你愈不想正视的，我愈要剥开给你看。即便拿了众多欧洲电影节奖，金基德还是一直被称为 Enfant Terrible【编按：惊世骇俗之人】，一个惊世骇俗又让人尴尬头疼的“天才”。观众很难不被他的电影吸引，但又很难说（或是承认）有多喜欢它。

金基德电影的故事背景多根植于现实，故事内容却离奇得近乎魔幻。《春夏秋冬》（Spring, Summer, Fall, Winter... and Spring）的湖中寺，《感官乐园》（3-Iron）的隐身者，《情欲穿心箭》（The Bow）中老人与捡来的少女，《欲望的谎容》（Time）的变脸即变身，《欲海慈航》（Samaria）与《圣母怜子图》（Pieta）的复仇⋯⋯每一样都不具备现实的合理性，却都在电影中合理地发生了。他虽然一再强调拍的是“真实的电影”，但这种“真实”与“现实”之间看起来仍有巨大的差异。比起呈现外部世界的真实，金基德的电影指向人“内在的真实”，可以将之看做是人内心意念外化后的结果。多么令人难堪的画面与想法，永远不会比一个人脑中可以产生的画面与想法更为难堪。多么触碰禁忌的事，也永远不会比人真正有过的欲望更触碰禁忌。因此他可以肆意地使用符号——湖与船，鱼与鱼钩，弓与箭，而无需完全描绘现实。若同样用符号去对照，他的电影正像一个永无止尽的莫比乌斯环（Moebius）——在现实与抽象之间，在外部世界与内心世界之间，毫无阻碍地来回穿梭。

1918年，28岁的席勒死于西班牙大流感。102年后，金基德也同样殒命于一场世界级瘟疫。命运的巧合是一种“上天的安排”？也许恰恰相反，巧合若有一点昭示的意义，它能表明的反而是“暴力的随机与无因”。就像你在路上走著，无缘无故就被人揍了一顿。只是这一次，他遇见的是最高级别的暴力，他遇见了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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