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脑与哲学系列】加布理尔：否定心灵的独立性是意识形态作祟？
我们在前文介绍过的潘洛斯与柏格森都以近似的角度（心灵活动的叠加性质）来区分开大脑以及心灵，否认这两者是同一的领域。纵使他们两人的结论和关注点都不一样，但他们都认为机械论和牛顿物理学无法完整解释心灵活动，各自提出一种与这些解释差异的理解框架（潘洛斯的量子脑科学假设与柏格森的绵延—记忆哲学）。我们在这里会讨论到德国哲学家马库斯・加布理尔（Markus Gabriel）如何处理大脑与心灵的问题，他与前两人一样，都认为一种排除差异、排除悖论性，将心灵还原为一种物的论述是不正确的。
系列过往文章——
一、【大脑与哲学系列】脑神经科学与人工智能所理解的意识可能是错的
二、【大脑与哲学系列】从柏格森看还原论和机械论对意识理解的局限
三、【大脑与哲学系列】柏格森论物质与心灵之间的绝对差异——双重性
我们列举的这些哲学家都认为心灵没有神秘性，但同时又拒绝将它视为物理作用，这样说似乎会给大家一种印象，觉得哲学家反对科学，或者哲学家对心灵都抱有近似的反物理立场。事实上，心灵活动独立于物理活动（因此也独立于大脑和神经）这类论调在当代哲学中并不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声音，不少著名哲学家（例如丹尼特 Daniel Dennett、彻兰夫妇 Paul and Patricia Churchland）和学术期刊都深受脑神经科学影响，倾向认为一种更复杂的物理学模型最终可以解释心灵，进而驱除传统哲学和常识对心灵抱有的“幻觉”。
加布理尔不单认为这些主张在理论上有严重漏洞，而且也在基本预设中否定了人类的自由和创造潜能。加布理尔的哲学入门著作《我不是大脑：给廿一世纪的心灵哲学》（I am not a Brain: Philosophy of Mind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2017）因而有著两个书写方向：以德国观念论重构和分析当代哲学的心灵见解，以及刻划这类见解如何渗透在大众文化之中。
并不是哲学反对科学，而是一种哲学反对另一种哲学
如果说潘洛斯的意识理论反对的是牛顿力学模型，柏格森反对的是广延思维—机械论，那么加布理尔所反对的是神经中心主义（Neurocentrism）。他们所反对的三者可以说是不同层次的唯物论主张，而且也都是现当代的科学界主流框架，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们反对科学——我们刻意从潘洛斯这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奖者出发开始这一系列文章，就是想表明大脑与心灵之间的问题并不能简化为科学对哲学、客观事实对主观猜测的学派争论。
当代脑神经科学在诸多新技术的帮助下，有效绘制（加布理尔所用的词是“mapping”，近似于前文说到的“定位追踪”、“localisation”）出心灵活动与大脑反射区和神经之间的应对关系。在这些新发现和新证据的影响下，当代哲学和大众文化中都形成了一种被加布理尔称为神经中心主义的主张：简单来说，这种主张把心灵活动等同为大脑、神经、活动构成的资料（data）之间的物理链条关系，而且认为这个物理系统之外并不存在著独立的心灵实体或活动。
神经中心主义并不是一种传统哲学中出现过的名称，但加布理尔指出，它只是古代唯物论和自然主义在脑神经科学影响下的当代变体。也就是说，加布理尔（以及柏格森）所否定的并不是当代科学新发现的事实（facts，不是真理 truth），而是反对一种在传统思想中就一直存在的形而上学立场：只承认一一对应的因果关系、拒绝承认自反性（self-reflexivity，我们之后会再讨论到这一点）的唯物论。
Markus Gabriel：不要神化人工智能【AI大神说】
加布理尔和柏格森都明智地指出，当一个研究者发现心灵活动（比如说宗教崇高感）与大脑的某个部位有著应对性（correspondence）时，他仍然是站在科学的限度之内提出一些事实、一些可多次观察到的现象（例如被观察对象在阅读神学著作时大脑中某个区域会持续有显著反应），对此哲学并不需要参与相关讨论；但假如这位研究者在列举多个事例后，提出心灵或意识等于大脑或物质这种结论，甚至论断上帝观念只是一种大脑的产物时，他就已经不再是纯粹的科学家身份，而是不自觉地成为一位机械论哲学家，无意识地模糊了这两个身份。
确立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分工当然重要，但加布理尔和柏格森的目的并非在此，而是为了强调他们的哲学工作并不是要挑战科学，而是要批评一种以为自己是科学、但实际上是没有自我反思清楚的哲学——大脑与心灵问题涉及的并不是科学与哲学之间的论争，而是一种哲学内部的相互反对。这也意味著，我们不能单从事实的发现和澄清中判断哪一个哲学立场更正确，而是需要理解不同哲学立场的预设和世界建构有著什么思想轨迹（trajectory）和社会意义。
心灵现象与力学中的因果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脑神经科学家只是想要发现事实或启发一些实用技术，他们刻意强调自己无意处理心灵本质或人类生命意义这种问题，反而有更多的哲学研究者对科学发现有认识后，积极地作出跳跃性推论，认为心灵和思想也只是某类物质，同样被力学的因果律主宰，只要受到同样的刺激，就会有同样的反应。这种机械论主张有一个明显的难题需要处理：“命题态度”（propositional attitude）现象。
心灵经常对正在开展或未发生的事件（任何事件的各种可能性都可以用命题形式表现出来：例如“新冠病毒不会在人类社会中消失”）抱有各种预期和态度，换句话说，心灵能够以一些未成为事实的对象作出各种活动。按照机械论—唯物论的见解，心灵也只是一些不能脱离物质和机械性因果的事实，理应不会对同一对象作出不同的反应，那么不同的心灵为什么可以对未成为事实的对象作出预想，而且会有各种不一样的态度？有一些哲学家认为态度的差异只是因为心灵接受刺激时所处身的位置不同，或者可以说，是心灵接受外部刺激力的角度、距离和程度不同，导致反应的差别，反过来说，只要在完全同样的情境、位置，不同的心灵对同样的刺激会有同一性质、同一程度的反应。
这种理论与力学解释物体运动有著同样的框架，可是，我们完全无法透过力学用到的实验方法，复制一个让心灵接受完全同样刺激的情景，然后再一次观察结果。这使得心灵力学失去物理力学那种严密的解释力。而即使这种实验方法可行，它仍然无法解释心灵如何能与未发生的对象产生预想性的关系。神经哲学（neurophilosophy）思想家彻兰夫妇（Paul and Patricia Churchland）为了维持机械论的一致性，干脆认为“命题态度”的现象根本不存在，因而也不需要被解释，打发了这些难题。
加布理尔引用到贝克（Lynne Rudder Baker）对彻兰夫妇这种做法的评论，指出他们的说法其实是认知上的自杀（cognitive suicide），因为他们的态度内容其实在抹杀态度的存在：他们对“命题态度存在”这个命题本身作出了否定态度——如果他们所主张的内容（命题态度的现象不存在）是正确的话，他们又如何能够对命题态度是否存在这个问题作出反思，甚至对它提出一种态度？如果命题态度现象真的不存在，那他们也根本不可能对这个命题作出态度，甚至不会知道有这个现象。
让加布理尔感兴趣的不只是心灵唯物论在理论建构上的谬误，而且还有提出这些谬误时的前设和实际需要：命题态度无法被彻兰夫妇的唯物论框架所容纳，这个框架只承认力学式因果关系，任何因果不一致，但又在经验中真实存在的现象（同样的刺激原因在不同心灵造成不同的反应结果），便荒谬地都被当作不存在。
神经中心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
然而，加布理尔的评论和分析不只是要指出唯物论的态度内容和态度存在之间的明显矛盾，毕竟，彻兰夫妇都是知识水平比常人高的学者，他们提出的主张纵使荒谬，也不会是因为他们的智商或理解力不足。加布理尔认为彻兰夫妇的错误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他这里所指的意识形态，并不只是说冷战时期不同政治阵营所抱持的片面世界观（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极权主义等等），而是指任何一种以单一框架去解释总体世界的思想倾向。
意识形态以一个框架的规则和概念来解释性质完全不一样的事物，结果是有一致的、全能的（omnipotent）解释方法，但却去除了差异性，以致对框架以外的他者造成政治—社会上的压抑。在殖民时期，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意识形态将世界不同文明的差异性都绘制进欧洲—白人—基督教的框架之中；在今天欧洲中心主义已经无法使人信服，但意识形态的形式仍然存在：心灵的不同现象和活动都被绘制和定位到物质（不论是完全无生命的机械或者是有机的脑—神经）之中。
加布里尔认为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在1990年提出“大脑年代”（Decade of the Brain）计划，与1989年柏林围墙倒塌有著深刻关系：这两个事件都好像表明著人类的心灵和思想差异已经被结束，接下来人类可以用普遍同一的理论和科技理解和管理自己，不再被多样的“幻觉”所妨碍。意识形态有一个重要的理论操作，就是排除上文所提到的“自反性”（self-reflexivity）：简单来说，一个有意识的主体对自己的理解和信念会造成实际行动的差异效果，而并不是盲目服从一些外在于意识的普遍同一规律（不论这些规律是以权威压迫的形式，还是以机械论科学的形式提出）。对加布理尔来说，自反性不单是理解大脑与心灵问题的重要概念起点，而且也是人类自由的核心。我们会在下一篇文章回到这个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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