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到可以死》：早死或晚死的伦理学　人是否做错甚么所以该死？

【01哲学编按】《失控的正向思考》与《我在底层的生活》作者芭芭拉・艾伦瑞克的最近作品是《老到可以死：对生命，你是要顺其自然，还是控制到死？》。年近八旬的芭芭拉，这次关注愈来愈流行的“绿色生活”、“养生”态度，不少人不惜以禁欲来保持健康、长寿，以抗拒死亡，她以本书批判与反思这种思维。
本文摘自书中第六章〈社会脉络中的死亡〉，为我们整理了不少案例：不少提倡健康生活者自己却短命、早死，然后芭芭拉追溯历史，重提一个颇古老的问题：人早死或晚死是一种涉及应然的伦理学吗？

作者前作——《失控的正向思考》：为何社会总是讨厌负面的人？

很多染上二十世纪晚期健康“狂热”的人，即便他们运动、注意饮食、不抽烟而且饮酒有节制，还是死了。引领我接受健身文化的女性连锁健身房老板露西儿．罗伯兹（Lucille Roberts），五十九岁时，很没道理地死于肺癌，尽管她“自称是个运动狂”，而且《纽约时报杂志》报导说她“连一根炸薯条都不碰，更别说抽一根烟了”。鲁宾晚年致力于尝试所有据称有益健康的饮食风尚、治疗和冥想系统，五十六岁违规穿越洛杉矶的威尔希尔大道（Wilshire Boulevard），两个礼拜后伤重不治。要是这趋势继续下去，每个参与健身文化的人──还有每个不那么做的人──总有一天都会死。

这些死亡案例有的著实令人震惊。《预防》（Prevention）杂志创办人，也是有机食品的早期提倡者杰罗姆．罗德尔（Jerome Rodale），在录《迪克．卡维特脱口秀》（The Dick Cavett Show）时，因心脏病发作享年七十二──罗德尔的死令人更加难忘，因为他曾在镜头之外宣称“决定要活到一百岁”。畅销书《路跑全集》作者费克斯相信他可以靠著每天跑步十英里，以及克制自己基本上只吃义大利面、沙拉和水果构成的饮食，智胜当初让他父亲英年早逝的心脏问题。但他在一九八四年被发现死在佛蒙特州的路旁，死时年仅五十二。畅销书《抗衰老，更年轻》（Younger Next Year: Live Strong, Fit, and Sexy──Until You’re 80 and Beyond）作者之一亨利．S．洛奇（Henry S. Lodge）二○一七年以仍算年轻的五十八岁死于胰脏癌。他的共同作者克里斯．克罗利（Chris Crowley）在一篇讣闻中写道：

我想人们会质疑：他的早逝难道不会削弱书中的假设？不会，一点也不会。我们总是说，我们提倡的生活方式──也是亨利严格遵守的生活方式──在种种好处之外，还会降低死于癌症和心脏疾病的五成风险，但并非彻底消灭。你可能运气不佳，“滑雪撞上树”或“脑袋瓜里长了颗橘子”，诚如（我们的）书所说的。

让知情者更惶恐的是洛克斐勒基金会主席诺尔斯的英年早逝，他就是后来被称为健康“个人责任说”宣言的颁布者。多数疾病都是自找的，他主张疾病是“贪吃、酗酒、疏忽驾驶、滥交和吸烟”，以及其他不良选择的后果。“健康是一种‘权利’的观念，”他写道，“应该被个人有道德义务维持自身健康的观念取代。”但他在五十二岁死于胰脏癌，导致一名医师评论家说“显然健康出问题，不总是我们的错”。

即便如此，我们认定任何早逝者都该接受某种生物道德解剖：她抽烟吗？酗酒吗？吃太多脂肪、太少纤维吗？换句话说，她的死是不是自己造成的？当两位英国艺人大卫．鲍伊（David Bowie）和艾伦．瑞克曼（Alan Rickman）双双在二○一六年年初因美国主要报纸报导的“癌症”而过世，部分读者抱怨讣闻有责任透露他们死于何种癌症。表面上，这些资讯有助于促进对相关癌症的“疾病意识”，就像福特夫人坦承确诊罹患乳癌，帮助乳癌去污名化。这么做毫无疑问也会引发对死者“生活方式”的指指点点。大卫．鲍伊在世时若没抽烟，还会死吗？──但我们也该指出，六十九岁已经算是还不错的寿命了。

苹果共同创办人贾伯斯二○一一年死于胰脏癌一事持续引发热议。他对食物相当挑剔，只吃裸食纯素的食物，特别是水果，即便医生建议他吃高蛋白和脂肪的饮食帮助补偿胰脏功能衰竭，他也拒绝偏离裸食纯素的路线。他的办公室冰箱摆满了 Odwalla 即饮果昔；他试图对非纯素的同事传教还因此惹恼他们，传记作家华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指出：

有一次和莲花软体（Lotus Software）的董事长米奇．卡普尔（Mitch Kapor）用餐时，贾伯斯震惊地看著卡普尔在他的面包上涂奶油，然后问说，“你难道没听过血清胆固醇吗？”卡普尔回复，“我和你做个交易。你不要来评论我的饮食习惯，我也不谈论你的个性。”

纯素主义的捍卫者辩称，他的癌症可能源自偶尔会吃蛋白质（有人说他吃过一次鳗鱼寿司），或年轻时修电脑接触到了有毒金属。然而，我们可以说，杀死他的是果食主义的饮食：从新陈代谢的角度来说，水果组成的饮食等同糖果组成的饮食，只不过他吃下肚的是果糖而不是葡萄糖，导致胰腺被迫持续产生更多胰岛素。至于个性问题──近乎躁狂抑郁的情绪波动──若说是频繁的低血糖导致也不过分。附带一提，六十七岁的卡普尔在我写作此书时仍旧健在。

同样地，只要发挥点创意（或不良意图），几乎任何死亡都可以怪罪于逝者的某些失败或过错。费克斯跑步首次感到胸痛和紧绷的时候，肯定没有“听他身体的话”；要是鲁宾不那么自顾自的，他也许会在过马路前看看左右来车。人类的脑袋大概就是会这样运作，总之每当有坏事发生或有人去世，我们就想寻求解释，而且偏好一个包含有意识行动者的解释，譬如神明或精灵、恶人或忌妒的泛泛之交，甚至是死者本人。我们看侦探小说不是想看清宇宙毫无意义，而是想知道，只要有充分资讯，一切都有它的道理。

当品行和罪孽程度各不相同的数十万人遭遇大规模灾难，通常需要强大的超自然解释。欧洲历史上最令人困惑的灾难之一，是一七五五年将里斯本夷为平地的大地震。第一震发生在诸圣节的清晨，摧毁许多城里的建筑。地震之后，三十九英尺高的海啸横扫满是发了狂的地震生还者的街道，而后民宅的壁炉又因人们上教堂做礼拜无人看管，引发通天大火。总共算起来，丧命者介于三万到六万之间，估计范围之宽松，反映人们无意计算死者数量的事实。

有一场更早的城市浩劫发生在公元七九年，维苏威火山爆发的熔岩将罗马庞贝城活埋，但却没有引起任何说教，可能因为当时流行的神祇不是人们的道德典范。朱庇特、朱诺和万神殿的众神虚荣、善变，而且往往对人类的苦难毫不在乎。但到了十八世纪时，异教的众神全被单一的一神信仰神祇取代，这个神不仅全能，而且全善。这是个棘手的组合，也是“神义论”（theodicy）神学难题的根源：如果主是至善的，祂怎么会让坏事发生？虔信者急著断言，若祂将里斯本夷为平地，肯定是因为里斯本作恶多端。这可能也是符合现实的评断，一名史学家表示，在大地震前，里斯本的女修道院通常也充当妓院──不过，大教堂和当地宗教裁判所总部也跟著罪恶渊薮之地倒塌、焚毁，使这道德报应说变得有点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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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亦看出里斯本大地震有美好的一面：它促使新的知识时代到来，也就是启蒙时代。虔信者辩论在这个应致力于祷告和忏悔的时候，是否值得花力气重建上帝明显意图摧毁的城市，法国哲学家伏尔泰（Voltaire）发表了一篇长诗，否定了世上有善神的观念：

你能归罪襁褓婴孩

让母亲的乳房流血吗？

堕落里斯本的伤风败俗比巴黎

更多，充满感官逸乐的巴黎？

伦敦的骄奢淫逸少了吗，

在奢侈享乐为王道的伦敦？

伏尔泰在自家实验室里涉猎了化学和物理学，他主张地震是“自然因素”（natural causes）的结果，透过耐性观察终能理解。板块构造理论直到二十世纪才兴起，人们至此终于得知星球的表面是不稳定的，是由一块块会移动的拼图组成。但伏尔泰的贡献在于证实一七五五年大地震的尸横遍野并无道德教训在其中。那是一场意外。

延伸阅读——伏尔泰：没有说出“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我誓死⋯⋯”的哲学家

然而，在里斯本大地震及随之而来的哲学辩论过去将近三百年后，我们又重操旧业，剖析起毁灭死者的道德缺陷。他们是不是忽视重要的宗教仪式和禁令，替换成当代的剖析则变成，他们是不是有抽烟和吃肥滋滋的肉？我们能从他们的生与死，学到哪些帮助我们不要重蹈覆辙的教训？

十八世纪和二十一世纪的知识基础之间，无疑有显著差异：我们的祖先假设人类面对严苛又全能的上帝时手足无措，上帝可能突然间随意杀死成千上万人，但在今日的预设立场中，人类几乎无所不能。我们可以，起码自认为可以，从细胞和化学的角度理解疾病生成的原因，因此应该能够透过遵循医学立下的规矩避免生病：拒烟、运动、接受例行性医疗筛检，以及只吃时下观念认为健康的食物。任何没照著做的人，形同自己找死。或者换个说法，如今每个人的死亡，都能被理解为自杀。

开明的评论者不赞同这个观点，认为那是某种形式的“责怪受害者”。在《疾病的隐喻》（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s）里，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反对对疾病做暴虐的说教，指出疾病越来越被描绘成一种个人的问题。她说，人们学到要“注意口腹之欲。妥善照顾自己。不能放自己自由”。她指出，就连没有明显生活方式关联的乳癌，也能被归罪于一种“癌症性格”（cancer personality），有时被定义为心里藏著压抑的愤怒，这样的人大概可寻求心理治疗的帮助。即便主要的乳癌倡议团体也没对可能的环境致癌物，或激素代替疗法等致癌医疗体系多做评论。一九九八年的英国官方健康“绿皮书”总结，“就看个人要不要选择改变自己的行为，过更健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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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富人竭诚服从最新的健康生活规定──在日常生活中增添全谷物和健身时间──不那么富裕的人，多数时候被困在舒服、不健康的旧生活泥淖中，继续抽著烟，享受他们的平价美食。穷人和劳工阶级抗拒健康风潮有一些很明显的理由：健身房会员资格并不便宜；“健康食品”通常比“垃圾食物”花钱。随著阶级分道扬镳，认为下层阶级刻意过得不健康的新刻板印象，迅速和他们都是大字不识几个的粗人的旧刻板印象混在一起。我在为提高最低工资做倡议时就亲身见识过。富裕的听众可能同情蓝领工人微薄的低薪，但他们往往想要知道“为什么这些人不好好照顾自己”，譬如为什么他们要抽烟和吃速食？对穷人的关心通常带有一丝批评。

作者前作——《我在底层的生活》：要了解穷忙族，就要先成为穷忙族

还有蔑视。英国名厨杰米．奥立佛（Jamie Oliver）在二○○○年代自告奋勇，决定改变大众的饮食习惯，首先从学校营养午餐做起。他用通常会出现在稍高档餐厅的菜单品项（譬如新鲜叶菜和烤鸡），取代披萨与汉堡。但这个实验失败得一塌糊涂。在美国和英国，学童们把健康的新营养午餐丢进垃圾桶，不然就是一脚踩扁它。母亲们从学校栅栏递汉堡给她们的孩子。行政人员抱怨新餐点大幅超出预算；营养学家指出餐点的卡路里严重不足。奥立佛反驳说，人们应该了解一般“垃圾食物”透过化学加工，提供盐、糖和脂肪的成瘾组合。不过，他下战帖之前根本没事先研究当地人的饮食习惯，而且似乎没花心思考虑如何有创意地改良那些饮食习惯，大概也是落得如此下场的原因之一。在西维吉尼亚州，他当著众人的面，说一名地方妈妈平常给她四个孩子吃的食物会“害死”他们，让对方哭了出来，也让父母们自此和他疏远。

吃错食物当然可能会有不幸的后果。但什么是“错的”食物？在一九八○和九○年代，有教养的各个阶级全面抵制脂肪，提倡低脂饮食，记者盖瑞．陶布斯（Gary Taubes）论称低脂饮食替“肥胖的流行”铺路，因为人们为追求健康放弃了乳酪块，却改吃低脂甜点。指称膳食脂肪和健康不佳有关联的证据向来不太站得住脚，但阶级偏见胜过证据：富含脂肪的油腻食物是穷苦无知粗人的食物；社会地位比较优越的人只吃干巴巴的义大利脆饼和脱脂牛奶。其他营养素也随著医学见解的转变，一下被追捧，一下又变得过时：事实证明高膳食胆固醇，像是牡蛎里的胆固醇，其实不是个问题，而且医生已不再推荐年过四十的女性吃钙片。越来越多人视糖和精致碳水化合物为主要健康杀手，譬如汉堡的面包。若你吃汉堡薯条配大杯含糖饮料，大概过两个小时，等到高糖效应退去之后就会饿了。饿了之后若吃更多汉堡薯条配大杯含糖饮料，你的血糖可能会永久性地升高，导致我们所谓的糖尿病。

速食被认为是无知者的食物，被贴上特别的谴责印记。电影工作者摩根．史柏路克（Morgan Spurlock）刻意一个月三餐都吃麦当劳，并记录自己体重增加二十四磅和胆固醇飙升的过程，拍出了著名的《麦胖报告》（Super Size Me）。我也曾因便宜易饱而吃过好几个礼拜的速食，但这没有对我造成可察觉的不良影响。不过，我必须特别指出，我是有选择性地吃速食，不碰薯条和含糖饮料，但吃双倍的蛋白质。后来某著名食物作家就速食的主题电访我，我一开口就提到了我的最爱（温蒂汉堡［Wendy’s］和大力水手炸鸡［Popeyes］），但他觉得所有速食店都没差。他想要的是对速食这个饮食分类的评论。对我而言，这像是问我对餐厅有什么看法。

《老到可以死：对生命，你是要顺其自然，还是控制到死？》

作者｜芭芭拉・艾伦瑞克
译者｜叶品岑
出版社｜左岸文化
出版日期｜2020年7月

【本书内容获“左岸文化”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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