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布森：语言的诗学功能 索绪尔以外的音系学
说到语言学，大部分人或者会只会想到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或者近代一点的韩礼德（M.A.K. Halliday）。就算你没读过语言学，也会听过乔姆斯基提倡的普遍文法论（universal grammar）、韩礼德的“功能文法”，与及索绪尔认定能指和所指的任意性。
但假若你有研读过语言学底下的一些分支——例如，音系学（phonology）、文体学（stylistics），或者学过语言学习理论（language acquisition theory），你有很大机会遇到这个名字：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
音系学标记二分法
雅各布森最初是二十世纪初开始发展的文学批评流派──俄国形式主义（Russian Formalism）之中的莫斯科学派成员。1920年代，他逃亡至捷克，成为1926年成立“布拉格学派”（Prague School）的一员猛将，主要研究音系学。
说到这里，也许会有读者不明白什么是“音系学”，或会与另一门语言学“语音学”混在一起。要理清的是，语音学（phonetics）集中于研究发音的身体系统与及过程——例如，在某种特定的语言系统里，声音如何从喉咙发出，以喉咙的什么部位，什么舌头的位置发出。音系学（phonology）最主要研究的却是语言的声韵系统。它研究的对象不仅是某种特定的语言的发音系统，而是区别声韵的方法。
根据索绪尔的观点，只要语音能造成意义上的差异，这就构成了音位（phoneme，亦作音素），即音系学中的最小分析单位——例如，假若我们把 /p/ 和 /b/ 置于粤语拼音 [ _aan1]，会得出“攀”（paan1）与“班”（baan1）两个不同的字，/p/ 和 /b/ 就成为了能区别意义、不能再细分的最小语音单位，即音位。
布拉格学派再推进一步。先是有特鲁别兹柯伊（Nikolai Trubetzkoy）提出语音之间的差别并非如索绪尔所说的任意或无从分析，而是可以取决于音位有否特征——例如 /p/ 和 /b/ 的差异在于 /b/ 带有浊音，是一种“有标记的”的形式，而 /p/ 却不带，因此可以将 /b/ 当成是一种带有“标记性”的音位。
特鲁别兹柯伊的分析对象仍是专注以“语音”作为单位。雅各布森和莫利斯・哈雷（Morris Halle）在1956年的研究中，却指出语音应该是以语音的特征作为单位，以标记及对立作为记录的方法。透过研究上百种不同的语言资料，雅各布森发现世界上各个音位系统的对立可以归纳成十二种不同的特征。例如 [+唇音] 和 [-唇音] 分别意味著“发音时嘴唇有否移动”、[+鼻音] 和 [-鼻音] 分别意味著发音时有否涉及到鼻音。“音位”继而可以再拆分成一种又一种的“特征”。
这套确立二分法的方针，也就成了所谓的“区别性特征理论”（distinctive feature theory）。在当时来讲，这套理论既不仅更新了索绪尔语言学对语音的讲法，确立结构主义与语言学的关系，同时也为音系学缔造了一套描述发音系统的理论基础。
虽然经历乔姆斯基与哈雷在1968年的《The Sound Pattern Of English》改良和递补系统，“区别性特征理论”的二分法仍然是用作讨论音位的方法。近代的另一种新发展是，二分法添加正负值的方法也逐渐被改良，负值不再被标记，而只标注拥有某种特征。
不带偏见的语言分析
雅各布森的另一项贡献，在于他提出了一种分析沟通的方法。按照雅各布森在1960年出刊的论文《语言学与诗学》（Linguistics and Poetics），沟通可以分成六种元素：
1. 传送者
2. 接受者
3. 符码（code，例如语言系统，或索绪尔语言学底下的 langue）
4. 讯息（message，指说话的行为，或称 parole）
5. 脉络、语境
6. 媒介（指传送者与接收者之间存在著的精神上或物理上的联系）
这些元素各自能达成六种不同的功能，例如传递情感（emotive）、传递企图（conative）、指涉环境或参考物（referential）、社交（phatic）、后设语言（metalinguistic），与及雅各布森最为想要强调的诗学功能（poetic function）——或者说，一种文章的美学。将美学称作“诗学功能”，出于雅各布森认为在诗歌之中最容易观察到这种情况。
那么，这种美学到底是指什么？理论家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在他的著作《结构主义诗学》（Structurlist Poetics）就分析过：
“语言的诗学用法就是把音韵和语法上互相关联的语言单元，排列成语序。重复类似的语言单元，把他们排列成齐整的结构形式，这种做法在诗歌中比别的语言形式都更为常见，也更为醒目。”（《Structurlist Poetics》，英文版页66，简体中文译本页95）
卡勒于是提出：只要我们对这种“重复类似的语言单元”进行“不带偏见的、专注的、透彻的、全面的描述”，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些不曾预料的、醒目的均称和反均称、那些平衡的结构、那些别具效果的同义形式和突出反差的累积”，理解“已经形成的诗作中各成分之间巧妙的相互作用。”
在这段话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出雅各布森的最终目的：透过语言学，制造出一种“不带偏见”的分析。这种“不带偏见”的分析，必须要是基于对语言单元——也就是语言学要素——的描述。他在这里特别提出的是，那些“重复类似的”语言学要素，例如排比（parallelism）、音韵的对仗或格律，甚至乎说偏离（deviation）的元素，都能达致“文学性”（literariness）。
对于这些理论的分析，卡勒提出了一个饶有趣味的批评：也许我们的确可以透过语言学分析，罗列出诗歌的排比、结构对称、平衡，规划出一种属于文本的形式美。但这种形式美的重要性、成因，除了美学之外的文本效果，却始终不明。
另一个问题是，语言学分析文本应该客观、公正，像是科学一样能被复查检验。然而分析者选定以某个或者某几个语言学的元素进行分析，这种选择却有很多时候是基于个人的希望，总无法说算得上客观、公正。
超出语言学的影响
雅各布森的不少研究虽然或有过时之处，但他为后来的语言学、文学研究和社会学、甚至乎哲学研究等都留下深刻的影响。
以上我们提及到雅各布森的分析虽然有瑕疵，但却不无后继者。我们既有直接承继雅各布森，以语言学各个门派作为方法论的文体论，也有六十年代主张以文本为首的美国新批评（New Criticism）。乔姆斯基和哈雷在1968年的研究，正正就是传承雅各布森的衣钵。对“标记”与“无标记”的分析，在现代也被挪用到语言学、社会学等等学科领域，以“标记化”（markedness）分析。
最后，扯远一点，雅各布森也曾经对儿童语言与失语症进行过一番研究，虽然现今来看他的研究结果有部分属于过时，但他的概念却影响了后来的拉冈（Jacques Lacan）精神分析。从对失语症病人的研究与观察中，雅各布森认为隐喻（metaphor）与转喻（metonymy）是人类语言的话语的基础结构；对于佛洛伊德在《梦的解析》所提出无意识的凝缩作用（condensation）与移置作用（displacement），拉冈认为这两种作用就正对应语言学上的隐喻与转喻，进而将佛洛伊德所论的无意识梦的工作（dreamwork）形式，发展成“无意识就如语言一样被结构”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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