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藤湖南：为何中国历史在唐末与北宋之交，进入了“近世”时期？

作者｜黎子元

也许今天不少读者并不了解，世界上最早将中国史学带到现代大学中讲授的是日本学者。当中就包括了日本历史学界中国史研究巨匠、“京都学派”主要奠基人之一内藤湖南（1866—1934，原名内藤虎次郎）。

内藤湖南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开展的中国史学研究，不但对于日本史学界而言具有史学学科的开创性意义，即开创了把历史的编纂、评论视为研究对象的“史学史”，同时，为国际史学界，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国史学界，提供了可资参照的史学研究典范。与同时代的许多日本知识分子一样，他的中国史学研究从理论视野上，自觉地将东亚文化看作是一个独立的文明世界，将包括了朝鲜、日本的东亚史看作是中国文化史的一部分，将自己的史学研究看作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组成部分。

他获得的研究成果体现在从中国历史、中国史学史、日本文化史到目录学、甲骨学、敦煌学、满洲学等多个方面，其中最为世人所熟知的，就是他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率先提出的“唐宋变革论”。该假说以唐宋之间发生的巨大变化作为中国历史上划分“中古”与“近世”的分期理由，在二十世纪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日本史学界研究中国历史问题的主要理论原则，并在二战后被引介到美国，对于国际上的中国史学研究发挥著持续影响。“唐宋变革论”一度成为史学专家们无法回避的论题，引发过相当激烈的辩论。

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试图指出发生在唐代与宋代之间的一场重大的政治制度变革，即作为中国“中古”时期主要特征的多元的贵族（士族、门阀）统治制度，最终被单一的君主独裁统治所替代，而后者则标志著中国历史在唐末与北宋之交进入了“近世”时期。在中古，君主必须是贵族阶级的一员，而在近世，随著贵族政治的衰落，君主获得了超越阶级、凌驾臣民的无上地位。不过，同样作为贵族政治衰落之结果的是平民地位的提升。他们获得一定的社会自由与畅通的上升途径，于是便成为支持君主独裁统治的主要力量。内藤湖南认为，这股平民的力量不断积蓄，推动中国历史在清末通往共和制的前途。

与“唐宋变革论”相对应，内藤湖南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则指出，随著中国政治体制上在唐宋时期向君主集权转变，中国史书的编撰到了这个时期同样发生了一次重要的变革，即以北宋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为代表，从此，史书以君主为理想读者、带有帝王学性质。自唐代起，君主开始插手史官的历史书写。而正史的编撰习惯也由一家著述改为多人分纂。修史原本作为家学而如今逐渐成了国家事业。中国的历史编撰逐步丧失了以《史记》为典范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历史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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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堪称中国历史研究的范式（paradigm），在他去世后七十年仍笼罩著日本史学界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直到二十世纪末，一批日本历史学家试图以“欧亚史”的框架替代“东亚史”的框架，把欧亚草原上的各个游牧民族的历史引入了中国历史研究，获得了新的见解，推动了历史研究的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

甚么是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 延伸阅读——孔恩：每次发生科学革命时，人们认识世界的条件便有一次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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