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为了教育（八）避免教育成为制造不平等的机器｜曾瑞明

当了教师，才明白当年以为人人同一条赛道，是多么天真。读官校，大家社会经济地位差不多，不知道原来其他学校的资源，其他学校学生的家底，有不为我们所能理解的优势。今天“个人发展”来到这一个境界，不敢说是单凭能力，只可说是幸运。但始终感到存在著一个不能突破的透明屋顶，是一早决定了的。

现今青年人处于贫富悬殊更厉害的世代，不同学校的差距可谓“隔多了几条街”。平民学校“保证”了学生能搭飞机到内地考察交流，人家已去澳大利亚、俄罗斯了。奢华点的，甚至到芬兰看看极光，去北韩跟金仔 SAY 过 HI。

我们在同一所学校，当然视学生一视同仁。但是作为教育工作者，应有宏观大局的能力，政治哲学的概念就对思考和理解这些问题大有帮助。当中的关键词，当然是平等主义（egalitarianism）了。

平等主义与教育

香港直资学校的出现，可说加剧了不平等的情况。传统名校变了直资，穷家子弟透过进入这些学校去扩阔眼界、建立网络的上流机会也少了很多。过去，穷家子弟能读名校，当然不是因为他们穷，而是他们叻（至少在学业上）。这种看法是唯才主义（meritocracy），即根据一个人的能力和努力去作“分配”。这点可说是香港过去的“核心价值”之一（即使可能只是幻象）。

但在教育哲学关于平等的讨论之间，还有更“激进”的看法。一些人会想，就算我有学习障碍、特殊学习需要，那亦不是我的责任啊！不是我选的，不是我自招的，我甚至比其他人付出更多呢！你作文一小时写完，我用了一天⋯⋯你用一小时完卷的“公平规则”来衡量我，那又岂是公平呢？运气平等主义者（luck egalitarianism）就是这种看法的“哲学版”。他们会认为一个人不应该为不是他们选择的结果负责，而政府则有责任去替这些人得到的不好后果作补偿，只有做到这，这才是真正平等（和公义）的社会。

现在，教育现场的同工都明白，考试会给特殊学习需要（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加时，多多少少有这哲学观在背后。当然，这加重了同工的负担，有时看到同学在加时的时间睡觉，或者干脆不来，也的确有时令人怀疑公正有多少价值。不过，我们也会同意，怎样也保障不了结果（outcome）是平等的。

哲学为了教育（三）教育之目的是什么？教育家能回答吗？｜曾瑞明

对所有人都有利的不平等

另一种对不平等的重要看法，是罗尔斯的正义理论（Rawls's theory of justice）。他认为不平等是容许的，只要那不平等对最弱势的人都有利。如果我们不让有能力的人获取更多，有更好的薪酬福利，那么对弱势的人都是不利的。试想想医生减薪一半，以求和其他职业更平等，恐怕有相当一大群人都不会读医了。犹记得很多、很多年前，在宿舍的自修室跟医科生聊天，他很羡慕我能上庄（担任大学社团的干事），他则每星期都要考试。因为医生薪酬减少，虽能达致较“平等”的状态，但到时候弱势的人病了，恐怕也不够医生治疗他们。这种不平等，是有理由接受的。

罗尔斯：无知之幕、正义论与社会首要的公平原则

著重真正平等的社会主义者听到这看法，通常会很不爽：你是为了钱还是为了社群才做医生的？“动机”（incentive）这回事，不同社会有不同的诠释，金钱只是其中一种。

不过，很现实的是，达致“平等”的举措全都要输入（input），特殊教育的同工都明白，要学生有一点进步，需要大量人手和时间。这一点点进步是很有意义，但在以效益思维为主导的决策里，则成本效益太低。平等主义者（特别是运气平等主义者）也很容易堕入无底深潭，我因为天资鲁钝，享受不了哲学、文学和艺术，是否有人也要为此负责，怎样做才能令我懂享受了？还是这是每个人都要接受的“现实”？教育工作者通常都是全盘考虑（all things considered），很少会只全力追求平等，但是否要订一条“不平等”的底线呢？又回到了罗尔斯式的处理去⋯⋯

关于爱情的自言自语（十）爱与正义｜曾瑞明

不平等的底线

英国哲学家哈里・布里浩斯（Harry Brighouse） 是教育平等这方面的著名学者，他在〈教育平等与正义〉（Educational Equality and Justice ）一文中，提到特嫚（Amy Gutmann）对可接受的不平等，划了一条界线︰教育用的物品的不平等，可以接受，只有当不剥夺孩子们有效参与民主过程的能力。但这仍然不清楚要做到那样才算不剥夺，因为参与民主需要的东西随时变化，以前说基本识字能力，今天可能要懂看图和制图，要懂拍片，要懂用 Zoom！这条底线要与时并进才成。

最难处理的，还有家庭会否制造教育不平等？当然会，每个人都望子成龙，想给他们最好（或者较好）的教育。“家学渊源”也的确是学问差距的原因。钱家就出了三个院士，钱穆、钱伟长、钱易——这不是偶然可以解释的。但这是否意味我花多点时间、精神和金钱去教养、培育自己的孩子，是否不公义？我跟孩子讲多几句，启发一下他们，也是制造不平等吗？

不过，为了保障家庭的完整性（integrity），平等主义者不会要求破坏家庭这制度，故会容许家庭各种教养带来的不平等。但他们会追问：既然我们知道家庭是对一个人的人生机会有如此大的影响，若我们要教育平等，则也应该将家庭之间的不平等收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艾丝特・杜芙洛（Esther Duflo） 和阿巴希・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在《贫穷的经济学》（Poor Economics）指出，贫穷家庭的较短视，未必看到教育的长期重要性，中学毕业出来“揾钱”就好，就算有才华才能，都可能要放下。已故的何满添校长，就虽在会考有优异成绩，但父亲遽然离逝，只能在中学当实验室技术员。后来才不断进修，成为校长。我不敢说在这世代仍有此可能，但与其等待另一个传奇，不如我们直指社会家庭之间的不平等，尽力尽快缩减差异。我们的教育才不会成为制造不平等的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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