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号房”犯人的“无知”:为恶者对恶行的推搪之辞

撰文: 望万里
出版:更新:

在疫情戒备状态之下,近日最轰动韩国的不是新冠病毒,而是名为“N 号房”的事件。

犯罪组织威逼年轻至11岁的少女拍下裸露与淫秽行为的影片,更以各种暴力与性暴力侵犯受害者,并以收费会员的形式在 Telegram 群组上发布这些影片。事件曝光后,警方拘捕其中一个“N 号房”群组的主嫌赵周彬,揭发出“N 号房”群组的会员多达26万人。

“N 号房”群组主嫌赵周彬

自称无知的共犯

如今韩国仍在争论,到底应否公开“N 号房”群组26万会员的身份。这些会员开始惊恐,惧怕自己会被清算,要为进入群组与观看影片的“一时之快”付出责任,或被家人知道,甚至断送前途。观乎他们的反应,我们可以观察到有一种普遍的倾向:透过诉诸自己的无知,以外判自己行为的道德责任。

有种声音说自己只是不小心进了群组,或不小心下载了一、两个影片档案,希望借此求情,要社会原谅,亦有些人想透过删除 Telegram 帐号而清脱罪名。

(SBS 截图)

近日亦有群组会员自杀,于汉江投江自尽。他在随身的遗书中写下“有汇款给博士房,但不知道事情会闹这么大”。让人不解的是,他的用语是“不知道事情会闹这么大”,这是否意味如果事情没有闹大的话,他就允许行为继续?这种人宁死却仍不愿面对自己的过错,推搪到外在的偶然性,以及自己的无知。

群组会员因匿名性之利,而明显有意识地支持、助长侵犯他人的行为,有否可能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做恶的行为?而即使这种无知如他们所言属实,这本身又是否该为有罪?

分裂的两个“我”

在事件的主谋身上,亦有这种外判责任的倾向。赵周彬在被捕后,向媒体说了:“我真诚向所有因为我而受苦的人道歉,感谢大家煞停我这个无法停下的恶魔人生。”

这或许让我们想到去年许志安在“安心事件”之后,曾说:“我是一个坏了的人”。虽然在犯事严重性方面,“安心事件”与“N 号房”事件有程度之差,但“我是一个坏了的人”与“我这个无法停下的恶魔人生”的背后,都暗示存在一个“我”以外的“我”:

一)“我是一个坏了的人”暗示本来的“我”并不坏,但在某一刻却变坏了,成为一个坏了的“我”;

(卢翊铭 摄)

二)“我这个无法停下的恶魔人生”暗示有一个符合道德的“我”,这个抽离的“我”,知道经营“N 号房”是恶魔行为,但前者的“抽离我”无法阻止这个“恶魔我”,在被捕之后有道德的“抽离我”重夺主导权,因此感谢社会帮助他阻止了“恶魔我”。

这些说话者所做的,是在言论中分离出多于一个的“我”,“我”就跟“恶行”割裂开来,互不相干,甚至本来的“我”都是受害者。这论述的结论是“我”无责任,罪不在“我”。然而这种推搪之辞,尤其在受害者听来,不单不成解释,更是逃避责任。

道德主体与非道德主体的旋转门

将“我”分裂的逻辑,基本上是这样运作:有一个是理性的“我”,亦有另一个是非理性的“我”,即被欲望、恶魔等任何东西占据了的“我”。第一个“我”本来是道德主体,但在他/她犯错之后,就以另一个“我”作解释,悬搁了具理性的道德与法律主体的“我”,指犯事的并非这个“我”。悬搁道德主体的方式,无非是自称进入了一种非理性的状态,甚至进入了一种神秘经验,如“恶魔人生”中的“恶魔”。

(PxHere)

这里可以对比“法律/医学”旋转门的说法:正常的人都被预设为理性的法律主体,要为自己所作的行为负上责任,因是他们以理性选择自己的行为;但被判断为疯狂的人则并非以理性选择行为,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亦不被当作道德与法律主体看待,改由医学的论述处理。理性的人犯事后会到法院与监狱,非理性的人犯事后会到医院与疗养院,两者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就如一扇旋转门,区隔开两种人。分裂开两个“我”的论述,所用基本上是同一套逻辑。

世界中恶的可能性

有评论将“N 号房”事件,连带韩国娱乐业界中被批评已久的丑恶潜规则,指韩国欠缺道德,沙文主义高涨、女权低落──这是将恶诉诸集体的道德(morals)或风俗(ethos),让如此离谱的事情得以可能。

先不讨论韩国的国情,“N号房”事件又再提醒我们 #MeToo 运动,在此我们可以重温齐泽克(Slavoj Žižek)的说法:在性侵犯与暴力等的主观暴力以外,点出更难洞察的客观暴力。齐泽克告诫我们:“对暴力行为的过度恐惧和对受害者的同情,不可避免地变成阻碍我们思考的诱饵。”这是在说,若果主观暴力没有引起人的感受,那后果会怎样?我们要提防的,是仿佛已经将(性)暴力当作平常的想法。

#MeToo:性暴力以外,更可怕的是系统暴力

法国哲学家利科(Paul Ricoeur)认为恶始于人误用自己的自由(the misuse of freedom),而人的生存状况,就永远保留著这种误用自由的可能性。“N 号房”的犯人与共犯,凭一己之自由犯恶之后,却突然放弃承认自己的自由意志,亦否认自己有作决定、选择与付诸行动的能力。

然而我们未必要太悲观,因为最终人都要面对世界与自由,这是恶的可能性状况,但同时亦是善的可能性状况,两者一体两面,最后我们的世界会倾向哪一边,就看我们的选择。

利科︰被叙述的自身,身份的叙事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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