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oo:性暴力以外,更可怕的是系统暴力

撰文: 唐晋滨 胡雅雯
出版:更新:

作者|胡雅雯、唐晋滨

 

在2018年蔓延全球的社会运动之中,#MeToo 以其声势浩大的影响力引发全球关注。#MeToo 运动首先产生于网络世界,是一个旨在揭露性犯罪的 hashtag(主题标签,在社交媒体上以“#”开首来表示)。事缘2017年10月爆出荷里活金牌制作人 Harvey Weinstein 性侵数十位女性(电影业内占多),之后女演员 Alyssa Milano 在 Twitter 写下:“如果所有被性骚扰或性侵过的女性都能发一条‘Me too’的状态,人们也许能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了。”Milano 发文当天,这一标签在 Twitter 平台的使用次数就超过了20万次;而在 Facebook,24小时内就有470万人、在1200万条状态中用了这标签。

其后,不单愈来愈多女性在网络上使用这一 hashtag,以诉说自己作为性犯罪受害者的经历;在线下,全球亦有无数呼应 #MeToo 的示威、运动。这些女性希望可以成为一股集体的力量,再次唤起社会对性暴力问题的关注,并将性犯罪者诉诸法律。“#MeToo”这个 hashtag 与其带来的反抗运动,无疑是2018年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

 

没有 hashtag 的“Me Too”前史

事实上,“Me too”并非始于 Milano 的 Twitter。美国社会运动家 Tarana Burke 在二十年前就关注性暴力问题,从她接触的受虐黑人女性中,她得悉“我也一样”(me too)这个短语能帮助受害者放下被侵犯的耻辱,给予她们力量,尤其是在少数人士的社群。其后 Burke 于2006年首先发起“Me Too”运动,直至今天仍为这些女性服务。

 

多年来为少数族群女性发声的美国社会运动家 Tarana Burke

 

在 Burke 这位“Me too”之母的角度来看,她对于红遍全球的“#MeToo”运动却有所保留。Burke 指出:性暴力的受害者肤色愈白、愈富有、社会地位愈高,则自然愈得到更多的注意。Burke 认为黑色与棕色皮肤的劳动女性、酷儿与跨性别族群,是最被世界忽略的一撮人,她/他们最需要受关注与帮助。可是在每种诉求都要争取成为媒体焦点(不论是传统、网上或是社交媒体)的时代,Burke 担忧 Milano 发起的 #MeToo 运动只集中在较些社会地位较高女性的身上,或会淹没上述有色女性的声音,使她多年来的努力毁于一旦。

另一方面,Burke 表示不论她怎样费尽唇舌地强调:性暴力问题的根源在于权力与特权,但普遍的 #MeToo 运动参与者,都总是将问题理解成个人问题。Burke 指她不希望受害者在打出“#MeToo”的贴文之后,只是让心里好过一些,然后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针对 #MeToo 引发的反响,英国的左派出版社 Verso 于去年2月就编辑了文集《Where Freedom Starts: Sex Power Violence #MeToo A Verso Report》(下称《A Verso Report》),并开放电子版供免费下载:http://bit.ly/2TOTyfH

 

主观与客观的性暴力

我们在每一则性暴力受害者的叙述之中,几乎都可以听到她们在经历性侵害时痛苦、甚至血腥的身心创伤。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Slavoj Žižek)在《暴力:六个侧面的反思》(Violence: Six Sideways Reflections)中,将这些最可见、带有明显的伤害的暴力称为主观暴力(subjective violence)。你有否曾因 #MeToo 事件中受害者的经历而同情对方,或是对性暴力感到恐惧?可以说,#MeToo 最终能够形成全球性运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它引发了众多关注者的此类情绪。

 

齐泽克(Slavoj Žižek)《暴力:六个侧面的反思》(Violence: Six Sideways Reflections)

 

然而齐泽克却告诫我们:“对暴力行为的过度恐惧和对受害者的同情,不可避免地变成阻碍我们思考的诱饵。”若主观暴力没有引起我们的感受,那又如何?我们可以想想性暴力普遍得令人发指的巴西与印度,当我们看到“在巴西每分钟就有三位女性被强奸”,这样最具体的事实,在(尤其是身在亚洲的)我们眼中,亦可以变成最抽象的数字或观念。在《A Verso Report》的〈导言〉中 Jessie Kindig 就指出,与其对性侵事件的普遍感到震惊,其实最应该震惊的,是我们仿佛已经将(性)暴力当作平常的想法。

 

在 #MeToo 之前的2016年,阿根廷平均每三十小时就有一位女性被杀──很多都有被折磨过的痕迹,甚至被肢解,丢弃在公众场所。这种被称为“femicide”(杀女)的行为,引起了当地大规模示威

 

在受害者明显的伤害背后,更加隐匿不见的是促成这种主观暴力的系统与制度,即齐泽克所称的客观暴力(objective violence)。他指出,存在著一种内在于资本主义的基础性系统暴力,它可以是荷里活与麦当劳,亦可以是伊朗的法律制度:被强奸的女性而非强奸的男性被判有罪。主观暴力的行为的确残暴、带来创伤并使愤怒,但难道伊朗这样的法制所加诸于女性的客观暴力,不正是让主观暴力得以可能的条件吗?

#MeToo 在中国也自有其背后的内在逻辑,如中国社会中“权力通吃”的规则、法律上未有对高校提供安全环境的要求、新闻审查对个别性侵事件的掩盖、女性长期不平等的社会文化地位等,这些都接近 Burke 所说的“真正问题在于权力与特权”。

 

资本主义可以是性暴力的帮凶

在 #MeToo 运动之后,亦有了不少成功的抗争例子。例如据 Jacobin Magazine 报导,2018年9月美国发生一场针对麦当劳的抗争,就是美国本土久违的、以性为诉求的大型劳工运动。女性遭性骚扰/侵犯的情况在美国快餐业向来都极为严重,麦当劳的女性员工最终发起跨越美国多个州份与城市的游行,包括芝加哥、底特律、迈亚美、三藩市等城市,手持写上“麦当劳,从我的胸部移开你的手”( “McDonalds, Hands off My Buns”)的横额。麦当劳一直对员工关于性骚扰/侵犯的投诉不予回应,这次示威后麦当劳让公开表示会正视问题,例如聘请法律公司协助更新公司的性骚扰政策,及初步计划会与全国性的反性暴力组织 RAINN 合作,为员工提供反性骚扰培训。

 

2018年9月美国针对麦当劳的 #MeToo 大游行

 

资本主义之下的劳动制度,可以成为性暴力的帮凶。在麦当劳的例子之中,当受害者想要向公司投诉被同事性骚扰,她们的个案往往被管理层忽略,甚至反过来被威胁,例如削减上班时数,与被故意安排不便的上班时间。在无助之下,受害人唯有自己辞职,职位就由下一个潜在受害者补上。不论是狼狈为奸的制度与系统,还是实际犯下性骚扰/侵犯的人,都普遍轻视他们加害的女性,认为她们根本没有能力组织大规模的抗争,因此可以为所欲为。

然而,即使有零星的类似麦当劳运动的成功例子,亦不能扫清 Burke 的忧虑。事实上在系统暴力之下,性暴力的情况要远远比我们所见的普遍。比如“#MeToo”爆发的起源地是荷里活电影业,但我们同样可以看到韩国的新闻,指当地影视业女星必须尊守“业界潜规则”(女星要跟监制或导演有性行为,才能保证有演出机会),自杀离世的张紫妍并非个别例子。类似的情况数之不尽,从基层劳工以至电影明星皆有,只是后者要得到关注,远比前者容易。

 

我们接下来应该做甚么?

自十九世纪以来,历史上无数的女性以血与泪一路走来,为加诸于自己与其他女性身上的暴力起来抗争,以往甚至连“强奸”的定义与罪行化,亦是经过漫长的抗争才赢得。#MeToo 可以当作是这漫长的抗争的一个最新的里程碑,然而如果大家以为指控涉及性侵的荷里活导演及演员,剥夺他们的工作机会(被控性骚扰的荷里活男星路易(Louis C.K.)已经准备复出了),以至审讯与监禁他们就解决了问题,这就正正忽略了造成性暴力事件背后的系统暴力。

在 #MeToo 事件中,当在我们轻而易举地对性暴力的受害者施予同情之时,我们亦要思考如何对那些内嵌于制度中、根深蒂固的权力结构、制度和文化进行颠覆。#MeToo 运动若想真的触及核心 ,撼动根本的、来自系统与制度的暴力,就需要我们对其背后更加复杂的因素不断追问,只有对性犯罪进行持续地、全面地反思和行动,这场运动才能真正发挥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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