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外状态的政治哲学(II)：国家是否全能？又是否必定与人民对立？

我们之前提到，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如何结合了鄂兰、傅柯与施米特的理论，建立出一套切合当代社会的政治哲学。民主与极权是人们理解和判断政治问题时用到的最根本对立。在这个对立之上，阿甘本引入了另一组对立概念：例外状态与日常状态。

这组对立不但没有取消民主与极权的对立，反而建构了一套更具体地区别不同政制与社会形态的方法，而且解释了当代民主制为什么可以不经历政变，就逐渐转换成控制社会甚至极权主义（详见前文）。阿甘本对当代政治哲学的其中一个贡献，就是重新将例外状态与日常状态这组对立概念引入到政治分析框架中，并以此方向将傅柯（Michel Foucault）、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等法国现代性批判理论延伸到当代社会。

前文：例外状态的政治哲学(I)：民主政体可变独裁 在于危机的“日常化”

疾病与治理术

一个国家机器需要治理公众的生命与生活（阿甘本仔细区分了政府、主权、国家等概念，但因为篇章问题，在此我们暂且以国家机器一词来代指行政权力；同样，公众、人民、政治主体等概念，在此我们也不能细分），以维护社会的稳定性和总体存在。傅柯认为治理的要旨在于处理“内—外”关系，而不同的处理方式就是所谓治理术（governmentality），其中有两种主要模式：排除（exclusion）与吸纳—规训（inclusion-discipline）。

根据傅柯的研究，治理术模式的历史变化与疾病息息相关：在中世纪，社会将痲疯病人驱逐出城邦，而即使病人还会存活下去，但因为他们已经被排除出城邦，其法权和社会地位也被取消，原有财产被转移；虽然他们生理上仍然是生存著的，但在社会上已经与死亡无异。监狱、精神病院、贫民窟就是诞生自这种疾病背景，以排除和废除社会资格（disqualification）为操作方式的社会体制。

傅柯认为治理模式在18世纪因为瘟疫的流行而发生变化：由排除为主，转换成以吸纳为主。因为瘟疫的高度传播性和广泛性，病人不再是零零星星的单个个体，而可能是一个市镇的大部分人口，将不正常的人（abnormal）排除出“正常体系”外的方式也难以生效，国家机器因此转而使用“更吸纳进体系”的方式：时时刻刻对病人进行监视、观察、检查、仔细控制，甚至是一言一行的规训，将各种常规强制刻入到个体中。诞生自这种疾病背景，以吸纳、规训和常规化为方式的典型体制就是学校、军队与传媒。

阿甘本继承了傅柯的治理术概念和“内—外”关系的视野侧重，但准确来说，阿甘本并不是在这两大类模式之外再加上一种新模式，而是指出这些操作已经被涵盖在“例外状态日常化”这个当代治理术之下。在傅柯这两种模式中，“内—外”、“不正常—正常”虽然是权力的运作结果，但结构之间的边界都是清晰分明的；而不论是排除模式还是吸纳—规训模式，国家机器的前提与目的都在于维持社会的日常性。

当常规运作流畅时，国家机器的控制就会减少甚至变得隐性。阿甘本就是在这一点上推进了傅柯：此前，控制是在非正常状态时才施行的手段，但在当代社会，例外状态和日常状态的界线已经被国家机器刻意模糊掉，失序也被当成秩序的一种内在模态，这导致“不正常—正常”之间的清晰界线和差异也被取消，国家机器不需要在真正的例外状态下，也可以随时对公众施行控制。

新冠肺炎下的例外状态

例外状态日常化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术，当然也会涉及到大规模的疾病。阿甘本的故乡意大利至今已经有超过20000宗新冠肺炎确诊个案，而早在一月底，意大利政府就为了对抗疫情而宣布国家进入维期六个月的紧急状态。早前，阿甘本就在《宣言报》（Il Manifesto）上发表文章评论意大利政府的决策，他指出新冠肺炎的严重性比流感更低，但政府却针对前者颁布紧急状态，是一种与实际危害性不相符的举措，其目的就是为了制造社会恐慌、悬置日常状态，以加强对公民的控制。

阿甘本这道评论引起了颇为热烈的讨论，批评者指责阿甘本“离地”，将抽象的公民权看得比生死存亡更重要，而支持者则认为他对控制的警惕是合理的，另一位著名哲学家南希（Jean-Luc Nancy）也对他作出饶有嘲讽性的回应。这些讨论主要都是围绕著公共安全和人身自由的对立，以及这次例外状态是否有足够的“真实性”，但我们在此不会进入这些主题，而是想从阿甘本自己的评论去检视他的理论局限。

回顾01哲学的南希专访－南希（Jean-Luc Nancy）：“所有此在都是与共存在”

当然，严格来说，意大利政府这道行政命令还不符合阿甘本自己在《例外状态》中所定义的极权主义管治方式（详见前文）——意大利政府有宣布紧急状态的期限，法律系统也并没有被完全悬置，而只是日常生活的流动性被约束。但阿甘本的最大理论局限并不在于举出不完全符合定义的事例。假定意大利政府和传媒确实是如阿甘本所言，刻意夸大新冠肺炎严重性以加强社会控制，那么他怎样解释这些简单事实呢？

例如，意大利并没有用流感作为宣布紧急状态的理由——这不是一个更能模糊例外状态与日常状态界线和时限的因素吗？另外，意大利政府考虑不公布轻症或无症状患者，以减少公众恐慌——要是紧急状态的目的是加强公众对安全的需求，那意大利政府不是应该反过来全面公开病患数字，甚至将数字夸大？把阿甘本的视野放在香港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更多他难以一致解释的事实：要求悬置日常状态，例如限制边境人流出入、调控抗疫物资等举措的是市民公众，反而是各个行政部门都被指责怠慢行动、意识迟钝——不是国家机器想要加强社会恐慌，而是行政机关无法消除公众本来就很深刻的恐慌。

新冠肺炎下意大利的现况：

阿甘本的社会本体论

如此看来，阿甘本预设了一种社会本体论立场、一种根本性的对立关系：主权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预设可以说是傅柯主义式的，但他自己也没有仔细论证过。在施米特的法学与政治理论中，一个主权的核心对立面不是被统治者，而是另一个主权。各种对立关系是多元地共存的，所以从事实性层面来说，阿甘本与施米特都正确，但因为他们对对立的侧重不一样，他们的政治判断和问题意识就有著明显的差别。

阿甘本这种主权／国家机器与人民对立的预设，虽然洞悉出民主和极权主义的邻近性，让我们思考民主制的可能危机，但同样的预设却常常将一切社会变化或政治行动的能动性归结给一个潜在地全能、意识透明，在能力上可以巨细无遗，因而在意志上需要被箝制的主权者；与这样的主权者相对的人民，则被期待成有解放潜能，但在目前没有具体行动力、只能应对治理术的被动主体。这种社会本体论虽然以民主和解放为目的，但在分析时却常常挖空了人民公众的能动性。

我们如果再深入探讨阿甘本对纳粹崛起的分析，就会理解为什么一些学者会指责他“去历史”。阿甘本将例外状态的日常化看成是国家机器发明的治理术，这并不是错误的，但这只是实情的一个方面。

当我们谈论大屠杀时，为何不能仅视其为一桩孤立的历史事件（上）

我们在前文引述过，阿甘本认为纳粹党让德国处于无期限的例外状态中，因此可以悬置法律行事。纳粹党确实是将例外状态日常化，但纳粹党能够实现这一步的条件都不是它自己凭空创造的：德国人对俄罗斯人长久的忌恨、德国社民党的无能等因素使共产党人在当时德国不得民心；在纳粹党夺权的一百多年前，日耳曼人（以及大部分欧洲民族）已经有长久的反犹历史。纳粹党确实煽动公众对共产党人与犹太人的恐惧和憎恨，然后以消灭这些对象为名，夺取主权，但再强大的国家机器也没有能力凭空创造出这些恐惧并施加在公众身上。事实是，公众本身就在历史的进程中产生可被利用的憎恨，而且公众是能动地参与其中的。

延伸阅读：阿甘本〈从法治国到安全国〉

例外状态与日常状态绝对有不可化约的差异，例外状态在法律上也确实需要主权者来宣布，而国家机器会模糊例外状态与日常状态来加强控制也不是错误的说法，但如果说主权者是意识透明的控制者，而公众则是被动接受或抗拒控制者，却与上面举的事实不完全相符——公众本身就对例外状态和安全有内在需要。阿甘本评论意大利的抗疫措施时就是过度夸大了行政机关的意识，反而忽视了公众自身的能动性和“非民主”的需要。南希在回应阿甘本时，就指出政府只是文明的可悲的执行者，不认为政府有那么强的能力可以完全控制公众。

同样是以例外状态为讨论政治的起点，但对身处20世纪20至40年代之间、不抱有阿甘本那种社会本体论立场的施米特与班雅明来说，例外状态与特异性概念针对的问题不是治理术，而是去政治（depoliticization），而后者可能比前者更能解释当代社会的政治困境。我们之后会继续紧扣例外状态这个主题来简述施米特与班雅明的政治哲学。

例外状态的政治哲学(III)：社会被磨平后，管治成为纯粹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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