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拉冈嫡系弟子霍夫曼：精神分析的实践 （下）

在上一回的访谈中，霍夫曼教授提到精神分析在现今文化背景所面对的冲击，以及拉冈有关自我的主体意识问题。而在这里将紧接上篇的内容，同时我们也邀请了精神分析家杨春强博士，与我们继续探讨有关自我认知的问题、精神分析和中国文化的联系。

莫：01哲学特约记者莫修

霍：克里斯蒂安．霍夫曼教授(Christian Hoffmann)，法国著名精神分析家，拉冈嫡系弟子，巴黎七大(Université Paris Diderot)教授，巴黎七大精神分析博士学院现任院长，巴黎七大前副校长

杨：杨春强，巴黎七大精神分析学博士。现任教于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第一个在北京开业的拉冈派精神分析家。

认知行为疗法：对“自我”的再教育

莫：这种对自我的过分关注以及对形象的自恋在香港社会似乎颇为普遍，甚至成为很多心理问题的肇因。在香港，绝大多数心理治疗从业者（包括精神科医生、临床心理学家和辅导员）采用的是认知行为疗法(CBT)，就和在英美地区一样。您如何看待这种疗法？

霍：我对认知行为疗法也有一些研究。这一疗法以帕夫洛夫的制约理论为基础，并且结合了当代神经科学和认知科学的一些理论。它本质上仍然是一种行为疗法，它的目标是依据社会规范去纠正主体的行为，在这个意义上，它与精神分析可以说是互相对立的。认知行为疗法的治愈力主要来自于“再教育”，治疗师对病人进行再教育，从而使他的行为能够适应社会。这是一种针对“自我”的再教育，因为行为主要是由自我掌管的。所以，这是一种“自我的疗法”(une thérapie moïque)：调整自我，使自我更好地管理症状。这种疗法的效果也许能够维持一段时间，但是很多治疗师都会提到复发的现象：问题会以原本的症状或者新的症状的形式再次出现。原因是这种疗法只在问题的表面做功夫，而没有触及问题的核心，也就是主体的存在层面的东西。

而精神分析处理的正是主体的存在，从主体的无意识中发现他的症状根源。认知行为疗法也折射出新自由主义社会的特征，新自由主义不处理“为什么”的问题，为什么我这样做，为什么我做梦，为什么我有这样的症状。新自由主义只关心如何更好地管理自我和自我的事务，从而获得最大程度的享乐(la jouissance)。某种程度上，新自由主义等同于自我管理。而精神分析关心恰恰是“为什么”，为什么我有这样那样的症状，对于我不理解的东西我想要更好地理解，这就涉及到无意识的问题。

二元关系的“死胡同”与爱情生活的“重复”是普遍问题

莫：精神症状的表现形式往往与时代、社会环境与文化相关联，而症状的起源──伊底帕斯情节──却具有某种普遍性，这是为什么呢？

霍：精神分析发现的一条普遍定律是二元关系对于人类来说是行不通的，无论是母亲与孩子之间的二元关系，还是任何其他人之间的。因此，所有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离开二元关系，走向集体。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让某个第三方介入这种二元关系，它可以是孩子的亲生父亲，也可以是其他人。孩子在伊底帕斯(oedipus)时期经历的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无论在什么样的家庭结构和社会结构中，二元关系都是令人无法忍受的，这是人类学家和精神分析家在各自的实践中得出的一致结论。这个道理就好比攀岩，你要向上爬必须有三个支点：两只脚以及它们之外的第三个支点。在人类社会中，只有三元的关系才是可行的。

莫：在爱情生活中我们也有一些共同的困扰，比如重复：总是爱上某一种特定类型的人，总是在某一个问题上反复出错。精神分析如何看待爱情生活中的重复？它能否帮助我们跳出这种重复？

霍：在法国和欧洲，很多人来做分析都是因为在爱情生活中碰到的问题，他们抱怨在爱情生活中总是反复遭遇同样的失败。而精神分析在这一点上确实能够帮助他们，因为精神分析的疗愈作用正是在于打破重复，从而给予主体更多自由。具体来说，精神分析的治疗会从分析者当下的处境追溯到他的幼年经历，从那里找到一再重复的某种模式的原型。只有抵达这一原型，重复才能停止，主体才有其他的可能。举个例子，一个女人发现自己总是爱上最后会抛弃她的男人，也就是不善待她的男人。在分析室中，她谈到自己小时候跟父亲的关系，她父亲也常常对她不好。由此，她意识到她交往的男人和她父亲之间的相似性。而正是通过回忆往事，直至在记忆中找到重复的原型，重复才会停止，主体才可能拥有另一种模式的亲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