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拉冈嫡系弟子霍夫曼：精神分析的实践 （上）

莫：01哲学特约记者莫修

霍：克里斯蒂安．霍夫曼教授(Christian Hoffmann)，法国著名精神分析家，拉冈嫡系弟子，巴黎七大(Université Paris Diderot)教授，巴黎七大精神分析博士学院现任院长，巴黎七大前副校长

编按：提起弗洛伊德—拉冈派精神分析，如今人们第一时间联想到的可能是它对人文学科，特别是对哲学、文学批评的影响。而长久以来，它在哲学中似乎总是以丑闻的形式出现。英美哲学质疑其科学地位，哲学家波普尔(Karl Popper)甚至认为它是一门“伪科学”；福柯、德里达等后结构主义者则批判其理论中蕴含的泛性论与逻格斯中心主义。当然，也有不少像齐泽克这样的左翼哲学家，利用精神分析理论进行意识形态批判。

但是，精神分析从根本上讲首先是一种心理治疗的实践，由奥地利精神科医生弗洛伊德于19世纪末期创立。作为最早的系统化心理治疗实践，精神分析深刻地影响著出现在它之后的各种心理治疗学派。然而，由于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转变，精神分析治疗逐渐边缘化，被更为“快速有效”的认知行为疗法所替代。不过，在英美文化入侵较少的欧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精神分析治疗仍有不可撼动的重要地位。

如何看待精神分析与哲学之间“亦敌亦友”的关系？精神分析的治疗与当今盛行的认知行为疗法又有何不同？

近日，拉冈的嫡系弟子霍夫曼教授(Christian Hoffmann)在精神分析家杨春强博士的分析室中接受了记者莫修的采访，与我们分享了他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精神分析的“哲学”与“反哲学”

莫：作为精神分析之父的弗洛伊德曾致力于将精神分析区别于哲学，而如今精神分析与哲学之间的界限似乎越来越模糊：它不仅在哲学系被教授，还被用于意识形态的批判。请问您如何看待精神分析哲学化的现象？

霍：虽然弗洛伊德并不把精神分析当成一种哲学，但是他本人对哲学有广泛的涉猎。他深受德国哲学家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的影响，布伦塔诺教他古希腊哲学，带给他很多启发。弗洛伊德也是叔本华的读者。不过，他对尼采有一些畏惧，因为他发现尼采的思想与他的发现太接近了。作为一位十九世纪的科学家，弗洛伊德坚决想把无意识的发现与精神分析纳入自然科学的范畴。当时的科学家，如爱因斯坦，也确实比哲学家对弗洛伊德的认识论影响更大，不过，这毕竟是他那个时代的巨人。

拉冈则生活在另一个时代，结构主义的时代。结构主义运动把语言重新放在首要位置，比生物学之类的学科更重要。语言学是结构主义的范式，李维史陀(Claude Levi-Strauss)、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和德里达都赞同这一范式。正是以语言学为理论工具，拉冈才能够把精神分析重新建立在话语的经验中，他认识到精神分析的经验是围绕著主体在言说中的分裂——分裂为言说主体(le sujet de l'énonciation)和被陈述主体(le sujet de l'énonce)——而展开的。

在结构主义运动开始后，法国和西方哲学逐渐脱离形而上学的传统。走出形而上学其实是从尼采开始的，他追求的不是像现象学那样对意识作出形而上的解释，而是去实现自我。从德勒兹和瓜塔里，到傅柯，他们都深受尼采的鼓舞，继续探索自我实现的问题，我们因而从结构主义走向了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而拉冈因为对语言学感兴趣，也追随了这场运动。这也是为什么拉冈把精神分析重新归入人文科学而非自然科学。对于结构主义，拉冈曾有一句颇富诗意的评论：“结构主义的生命和玫瑰花的花期一样短”。由此可见拉冈对结构主义并不抱有太多幻想。为什么呢？虽然拉冈和语言学家都把语言看作结构，但和语言学家不同的是，他将主体引入了语言。在他看来，没有任何一种语言结构不是主体的产物，尤其是无意识的主体。就像他的那句名言说的，“无意识像语言一样构成”(l'inconscient est structuré comme un langage)。所以我们可以说，拉冈将独特性的概念（la singularité，采访者注：也可以理解为数学意义上的奇点）引入哲学体系，他认为，当某个人这样做的时候，他就成为了一个反哲学家(l'anti-philosophe)。巴迪欧也加入了拉冈意义上的反哲学家的队伍，某种程度上德里达也一样。

莫：齐泽克可算是精神分析哲学化的领军人物。您对他有什么看法？

霍：齐泽克是在整个结构主义运动之后才登台的。他主要做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和拉冈派精神分析联系起来。他也对精神分析作出一些当代的阐释。他最近刚出版了一本书（采访者注：Against the Double Blackmail: Refugees, Terror and Other Troubles with the Neighbours），已有法文译本。这本书很不错，它探讨了当今欧洲人最关心的两个问题：移民和极端化。后者指的是新型恐怖主义。齐泽克从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的视角分析了上述两个问题，得出了有趣的结论。这本书也在分析家中引起讨论，他们认为齐泽克很好地阐释了新自由主义社会中的主体及其存在状态，他也向我们展示，在新自由主义话语排除主体的独特性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对其进行批判。

莫：在您看来，作为临床治疗的精神分析和作为哲学的精神分析有何不同？

霍：当我们从精神分析的视角看待自身或者社会上的一些问题时，我们可以作出不同的回应。我们可以去图书馆寻找答案，这时精神分析理论就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哲学体验，或者我们也可以进入精神分析的临床，从自己的无意识中寻求答案。两者是不同的路径。精神分析的临床不同于任何赋予意义的实践，无论是哲学还是宗教。因为精神分析临床的目的恰恰是将现有的意义颠覆，从而抵达构成主体命运的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