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思考作为方法（中）：反抗“疆／域”认识论｜李柏翰

撰文：李柏翰

出版：2019-02-28 20:30更新：2020-04-02 12:42

作者｜李柏翰

在上文中，我们讨论到“缺席的社会学”作为展开解殖思考的方法，我们也谈到现代知识生产与再生产中的殖民性（coloniality）。以社会学这个“科学领域”为例，我们发现后殖民主义和解殖理论因出发点不同，导致不一样的推论和主张；但除此之外，我们究竟能怎么“（理）解”那个被指称的殖民性？

边界思考作为方法（上）：现代性即殖民性与解殖

举例而言，在2017年一个访谈中，米格诺洛（Walter Mignolo）强调现代知识生产分野的研究“领域”（field）即是一种最直观的领土型的认识论（territorial epistemologies）。尽管再怎么倡议“跨领域”，都还是得基于各领域的存在作为前提。另一个例子，则是民族国家成为政治分析的主要对象。

“当发现现代性一元论和殖民的逻辑是相互依存的”，而后者是前者的必要条件时，这就是“解殖性”（decoloniality）被产出——无论迸发或蕴涵、解放或抑制——且被需要的起点。因此，解殖性不仅具有认识论，也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它不是后现代理论的一支，因为后现代也是一种现代的、领土型的知识。

与现代性“脱钩”的任务无法交由国家、企业、宗教组织来做，尽管它们有时可能会有帮助，比如解放神学的兴起、开发中国家的反西化战略（de-westernisation）、新兴市场的区域贸易安排。但这些终究都还是“现代性”赋予、预见且容许的领土型知识，而与解殖所谓“自己掌握命运”的想像有所落差。

抵销领土、辖域、边疆的知识建构

能否掌握自己的命运，有两个关键：其一是，活过或活在边界（border living）。以米格诺洛为例，当他在美国“发现”美裔拉美人（Hispano）与“奇卡诺人”（Chicano）的意义，以及这些身分活在他从未意识到的身体上。另一个关键，则是意识到殖民性是现代性的构成要件，而非衍生物——殖民先于现代而存在。

这里，其实包含了一整套知识不服从（epistemic disobedience）的策略，而起点是所谓“边界思考”（border thinking）。其中最重要的理论资源来自安卓杜雅（Gloria Anzaldua）1987年出版的《边／界》（Borderland/La Frontera: The New Mestiza）——用身体与处境重构发言位置。

安卓杜雅《边／界》（Borderland/La Frontera: The New Mestiza）

上述两个关键发生时（两者间没有顺序），你就可能产生边界思考：被殖民性所形塑的主体并非“跨越”而是“住在”边界里。当你试图理解世界时，你拥有不只一套思维，多重并存的意识让你成为自己的他者，比如法农（Frantz Fanon）说的“活成黑人”或杜波依斯（W.E.B. Du Bois）的“双重意识”（double consciousness）

法农（Frantz Fanon）

用安卓杜雅的诠释是：你无法选择边界，你也无法决定研究边界，你就活在边界、住在边界中。所有你能运用的理论都被边界决定了，而这决定是“殖民权力矩阵”（colonial matrix of power）所部署的。也因此，你不被允许参与“属于现代”的知识生产（比如原住民宇宙观、伊斯兰哲学、古代中国思想所处的位置）。

安卓杜雅（Gloria Anzaldua）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住在边界，也没必要如此；就如同不是每个人都住在领土上。然而，边界——或边疆（frontiers）——是由住在领土上（领域内）的行动者所划，以保卫其不受“外界”（foreign）力量侵扰。现代西方认识论就是这样来的，其预设的是边疆（己身的极限）而非边界（与他者共有的交集）。

预设“边疆”的认识论，假设边疆外的地方是“空无一物的化外之地”，是一个得以征服、先占、填补、文明化的空间。因此领域认识论无法是解殖的；它是帝国的认识论，透过现代性的话语，合理化、正当化殖民性。反之，所有的解殖思考都一定是出于边界思维；但并非所有的边界思维都一定会成为解殖思考。

解殖，以“现代民族国家”的为例

米格诺洛曾强调解殖“理论”（theories）是复数的——边界意识及其思考活动不可能是单数且一致的——且要当心，不能把解殖性放在现代性理论（modernity theories）的框架下理解，因为边界思维并非现代的“我们”的一份子，而是与单一、平滑、整全、领域性的“我们”脱钩的（delinking）。

米格诺洛（Walter Mignolo）

比如说，从解殖角度而言，“民族国家”的概念和相关知识是殖民扩张的重要工具，其治理形式是由有产阶级自教会与君王手上夺权后创造出来的（如英格兰光荣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民族国家强大的原因有二：其一，它源起于旧帝国的残骸，如一战后的奥匈和鄂图曼帝国；再者，它也在去殖民后的亚非崛起。

当区域政治的去殖民运动成功把殖民者送走，却保留了殖民者留下来的治理结构。民族国家的知识也顺势在全球流行，不仅成为法律形式上的国家（state），也成为整合公民社会的民族（nation），与之相伴且顺其自然生成的，就是国籍、公民、“国界”、民族情感等知识与意识——构成了现代的“我们”。

脱勾于现代性／殖民性的另类治理

既然谈到了解殖认识论的起点，也谈到这种思考进路为何抗拒国家及其所象征的“可治理性”（governability），因为它延续了殖民者的逻辑——使之成为后殖民社会中知识图景那“看不见的背景”——因此不难理解，为何解殖思想家都喜欢用另类全球化运动汇聚的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作为对照。

事实上，“民族国家”的治理结构也开始松动了，因此也是我们可以开始思考其他治理选项的可能性。这里指的不是“国家”斑驳陆离的形式；真正面临危机、难以永续的是所有国家共有金字塔式的治理架构。使其偏差动荡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型态，导致腐败和金权，也导致操纵资讯、媒体和广告就足以控制选民。

米格诺洛举例，有种另类的治理形式是令墨西哥政府很头痛的萨帕塔（Zapatistas）原住民解放、反全球化运动，建立了一种原住民世界观的治理方式，以反抗五百年来的西班牙帝国主义遗绪。这个反抗运动于1994年1月1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当天爆发，为了捍卫当地印地安原住民的权利和自由而生。

这里有个重点是，不能以现代／西方的认识论和政治理论来解释萨帕塔运动，比如很多人就会称这个解放运动为“后现代的无政府主义革命”。但萨帕塔向世界主要传递的讯息是：跟国家脱钩、自我组织的政治形式是可欲的；而这种由人民自我治理（self-governance ‘by’ the people）的政治结构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