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的生命，脆弱的帝国——论巴特勒理论的政治转向（下）
作者｜王冰冰
转载自｜上河卓远文化
引言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因《性别麻烦》（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走红学界而声名鹊起后，美国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学术界便确立了不可忽视的地位。今日的巴特勒享誉全球，是世界级的明星学者，但大多数读者包括中国读者对她的了解基本仍限于性别研究及酷儿理论，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同时身为政治学家的巴特勒在政治哲学、伦理学及犹太哲学等方面的修为与成就。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巴特勒的关注重心逐渐偏移至国际政治领域，《脆弱不安的生命》（Precarious Life: The Powers of Mourning and Violence）是其转型之作。此书写于2011年9月11日之后，写作目的“是回应9·11事件之后加剧的不安全感和侵略行为”，与紧随其后的《说明自身》、《战争的框架》一起，成为西方左派知识份子以理论批判当代主权的暴力面向及要求深刻介入国际政治、伦理议题的重要文化标志。
三、脆弱、哀悼与全球新秩序：精神分析的政治维度
《脆弱不安的生命》是“9·11事件”之后作为西方左派知识份子的巴特勒，对于美国国内政治形势及全球权力格局的分析与反思，这部看上去与性别、身体无涉的政治伦理论著中其实自始至终渗透著性别意识与性别经验，或者说作者尝试从性和身体的角度来重新追问、介入、思考政治领域的紧迫议题。作为同样写于“9·11事件”之后的理论著作，《消解性别》与《脆弱不安的生命》有著更多内在相似性。在《消解性别》中，她重新界定了“性别规范”这一概念，并使之与人权、民主、自由、生命等重要的哲学和社会理论概念相勾连。《脆弱不安的生命》则始终以身体作为政治反思的起点，分析个体生命的脆弱性与主权国家政治选择之间的特殊关联。
“9·11 事件”之后一个重要的后续效应，是属于美国这个超级帝国的第一人称霸权叙事，逐渐在全球构架内丧失了中心地位。或者说国际形势需要，美国意识到自己只是国际社会的一员而非主宰，而前提则是美国必须首先摆脱“刚愎自用的防御性叙事视角，去思考我们的生命同他人生命之间的深刻联系”，从而在此基础上建立不同的、更为良性的政治模式。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政治理念基于将“身体”及生命脆弱不安的状态，作为思考国际及全球正义的伦理基点。欲望、生命及肉体的脆弱易逝是真实的存在状态，虽然这一事实不那么容易令人接受，但对于这一弱点的直面或回避正是形成截然不同政治解决方案之分水岭。人类主体的脆弱特质（vulnerability）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实际上，“从某种社会学角度来看，对于最低本体论来说，脆弱或许是最有希望的主题”。另一位著名的西方左派知识份子特里·伊格尔顿也曾说过：“在权力疯狂横行的条件下，只有软弱无力能够提供一种人性化的形象，这种形象必定转向力量，并且改变历史的意义。”
在进行理论的政治及伦理转向的工作中，巴特勒的女性及性少数群体立场始终一以贯之，或者说她始终以性别弱势者的主体位置发现、分析、解读脆弱（vulnerability）、悲伤（grief） 与哀悼（mourning）这些精神分析学术语内部的政治潜能，考察这些看似极度私人化的概念对于社群或集体所可能蕴藉的政治意义与理论价值。在对性少数群体进行赋权斗争的现实及理论场域，从性少数群体在各种暴力面前所暴露出身体那不可思议的脆弱特质入手，巴特勒在《脆弱不安的生命》中继续思考政治领域内在的伦理维度。在这个仍旧充满各种暴力冲突的世界上，不是别的，正是生命本身的脆弱不安与易受伤害的身体感觉，令人们更需要发现并强化彼此间的关联及依存状态。如果说个体间这种状态同时可以构成集体联系及抵抗行为的纽带，那么将这种脆弱特质及依存属性推及到国家主体之间，无疑将改变理解国际关系的传统模式从而有助于重新构想全新的国际正义及全球民主政治。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现代主权国家长期以来推行的霸权统识与政策，企图克服的正是这种易受他人影响与伤害的本体性脆弱，而其违背或试图违背的，是人类社会中最为根深蒂固的联系-依存属性。因此对国际人权反/非帝国主义式构想的关键即在于发现一种自我与他人间全新的关联，即差异与区隔。于是，他人不再是“我”得以在差异性中建构自我的“他者”，而是使我之所以称为“我”的基石，这一发现无疑将昭示著一种伦理责任的建立。此处作者革命性地将佛洛伊德的“哀悼”理论运用于国际政治领域，“悲伤”与“哀悼”的关键性政治力量在于使人们认识到人与人之间最为根本的状态是相互依存，而非事不关己的冷漠与你死我活的斗争。巴特勒之所以引入这些属于佛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关键字，并在新的全球语境下赋予其全新的政治及伦理内涵，是为了将第一世界的“自我”重置于“关系”互联网中，以此质疑西方自启蒙理性以来确立的个人主义神话及由黑格尔奠定的“主—奴”逻辑，从而以性少数群体的立场，将属于性别弱势者的语言运用到国家关系及政治秩序的领域。在爱欲、悲伤、哀悼与国际政治之间寻求关联，为激情、欲望、痛苦、愤怒等被界定为私人性的情感方式寻求国际政治框架内的合法性，使其成为政治弱势群体的构成性纽带，希冀以此想像及创建一种截然不同的全球秩序与国际正义，为人类构想并开创别样的未来。
由此可以说，巴特勒将性别理论创造性地运用到国际政治及伦理领域，不仅将政治介入意识与批判精神更好地拓展与延伸，更为性别及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指出了一处极具生成性的空间与可能。她在国际政治领域内重新阐释“操演”理论及创意地改写哀悼、忧郁、悲伤等精神分析术语与关键字，发掘其中包含的可资发掘与利用的政治潜力与集体能动性，从而将那些已然固化定型的术语转化成拥有不断拓展自身边界的理论，成为同时具备解构与建构性力量的思想资源。巴特勒在这种意义上使用这些范畴，类似于后殖民理论家加亚特里·斯皮瓦克创造并身体力行的“策略上的本质论”，即在理论运用的过程中既脱离将概念本质化的危险，又要避免彻底否定理论内部存在的历史性与政治能见度的弊端，而在运用及实践过程中顺利找到为现实所需的政治源泉与反抗潜能。
四、第三世界的思考与回应
“9·11事件”对于作为第一世界的美国造成的创伤及其可能带来的改变，正是巴特勒写作《脆弱不安的生命》的契机及动力。不同于政府与主流媒体霸权与暴力的回应方式，美国左派知识份子企图以一种更为符合国际正义的方式应对当下、构想未来。而对于美国社会肌体上出现的创伤与裂痕，则相应地提出一种更为人道有效的“疗伤”方式，即对于创伤的直面。“9·11事件”使霸权帝国发现“现实”的可怖——想像中固若金汤的美国本土竟然会遭受侵犯，美国竟然也有其脆弱不堪的面向，身为美国人竟然也需要在某些特定时刻直面恐怖与暴力的威胁——“第一世界幻想的破灭意味著某种体验视角的破灭：这一视角认为全世界都是美国囊中之物”，“人们失去了这样一种地位：我们总能随意践踏他国主权，而本国的主权却能永保无虞。”一言以蔽之，双子塔的轰毁对美国而言成为一处精神学意义上的创伤体验，这一体验在瞬间撕裂了构成美国象征秩序的“幻象”，使其突然暴露出脆弱、易受伤害的特质，从而令第一世界充满优越与安全感的人们惊诧莫名、恐惧难安。双子塔的废墟犹如“实在界”（拉康）的残片，使强权铁面下脆弱敏感的肉体与伤口暴露无遗。但一处毋庸置疑的事实是，无论作为美国本土学院派精英的巴特勒的反思是多么深刻，《脆弱不安的生命》最终呈现的始终是第一世界的“自画像”：一种来自第一世界内部的自我反思，其讲述的是第一世界及精英知识份子自己的故事，正如文本中反复出现的称谓——“我们”。
早在《消解性别》中，作者便曾用无限低回哀伤的口吻说道：“我认为当一个人接受下列事实时，他才是在哀悼：一个人丧失的是那种改变你，并且很可能是永远改变你的东西；哀悼意味著接受一种你事先无法知道其全部结果的改变。”这是巴特勒为生活在美国及西方社会的少数群体的赋权与发声，同时也是传递给正在衰落中的美帝国的一声叹息与一个忠告。告诫无上权威已遭受打击、难以为继的第一世界该如何真确地处理丧失（loss） 而非回避创伤——因为回避最终将使主体陷入忧郁的泥淖而无法自拔。相反只有真诚地体会失去的哀伤与脆弱，在战略层或伦理层采取非霸权的应对方式，第一世界/美国才有可能同他国重建新型的关系，并依据非暴力、合作、平等的国际关系理念，为国际正义承担责任。巴特勒作为第一世界的主流知识份子、美国学院里的明星学者，其更为看重的无疑是美国主体自身的疗伤与修复。因此第三世界国家包括中国学者对于“9·11事件”的回应与思考也许可以为我们审视这一事件提供一种基于不同主体位置的视域、想像与书写，从而发现在这样特殊的国际时刻，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从这一国际事件中可以获得什么样的契机与启示，如何在由美国主宰的全球霸权空间中解脱出来，重新“开眼看世界”？
在由《读书》杂志编写的《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一书中，“全球化与国际政治”栏目选入了一系列关于“9·11 事件”的论文，如《国际恐怖与国际政治》（舒迟）、《恐怖主义的本源》（张汝伦）、《美国想像的转化》（陈光兴）。这些文章在对于国际恐怖主义的追根溯源及探讨第三世界的态度与应对措施等方面均做出了精彩的分析与阐释。他们在文中指出这一事实：“9·11事件”甫一发生，《国务新人》（New Statesman）即刊文指出，伊斯兰国际恐怖组织近年来的发展与冷战的结束有著不可分割的联系，随著社会主义阵营的全线瓦解，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实验在全世界范围内失利并遭受持续的污名化，这造成了第三世界国家自我定位的新困境，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真空”状态，而在中东国家宗教激进主义基础上形成的国际恐怖组织便成了现有的替代物之一。美国著名的左翼思想家詹明信撰文强烈支持这一观点，同时指出第三世界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普遍的宗教偏激状态，正是资本主义世界冷战政策的后果之一，是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长期扼杀其独立思考并直接、间接鼓励宗教狂热的恶果。
由此反观中国现实，会发现近几年来发生在中国新疆与西藏地区的“骚乱”，便是有著相近的历史与现实成因。学者汪晖在关于“西藏问题”的宏文《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中指出，西方有关西藏的知识已然深深植根于他们的东方主义知识体系之中，而目前中国的西藏及边疆危机，不仅与民族主义相关，更与殖民主义、冷战历史及资本全球化造成的全球经济、政治体系的不平等有关。因此今日研究“边疆”问题的学者更需要关注的是边疆地区宗教言辞背后隐藏的政治历史现实，特别是这些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本土性、集体性、区域性困境与迷惘。因此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包括发展中的中国的内部视域看来，“9·11事件”迫使这里的人们重新审视后发现代化国家面对现代化压力时的自我定位之界限、危机并探讨某种反抗与突围的可能。
在后冷战及全球化时代，美国通过持续、系统地破坏多边及国际关系而巩固霸权地位，不是别的正是美国自身对于他国各种形式的侵犯行径及殖民扩张导致了今日的恶果。“9·11事件”之后，面对无可挽回的损失、创伤与颓势，是选择哀悼还是暴力，这是当下美国自身将面临的选择。《帝国》的作者哈特与奈格里早在上世纪末就曾贡献出面对新型“帝国”的两种反抗的方法论途径：其一是批判和解构之途，其目的是颠覆霸权语言和社会结构，并由此出发，展现建立在民众的创造性和生产性实践之上的另类本体基础；其二是一条建构和伦理—政治之途，它寻求领导主体性的生产过程，走向一个有效的社会、政治另类，走向一个全新的生成力量。从《性别麻烦》到《脆弱不安的生命》，朱迪斯·巴特勒由酷儿理论走向国际政治伦理，从最彻底激进的解构走向富有良知与勇气的国际新秩序的建构之途，同时走出了激进构成论女性主义及后结构主义的弊病与缺陷。因为除了无限制的解构、戏仿与操演，这个世界同时还需要别的。当经过各种“后理论”操练的人们拒绝了一切宏大叙事，将一切宏观、连续及整合性的话语都视为“非法”之时，要如何面对资本全球化这一强势且极具整合性的霸权言说？虽然经历了极端与暴力的二十世纪，对本质话语与整合性叙事始终保持警惕在国际知识界已成为政治正确的明智选择，但如果缺乏建构的激情与责任感，则漫无边际的质疑与警惕只会沦为不负责任的理论游戏与智识操作。面对当下的世界，无论对于第一世界还是第三世界的学者而言，建构一个真正可以包容差异的、允许文化交流与翻译的多元化的全新国际空间，也许才是最富想像力的政治理论与最具批判力度的文化实践所要成就的目标。
（本文原载自《文艺争鸣》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