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权宣判生命不值得保护？——论巴特勒理论的政治转向（上）

作者｜王冰冰

转载自｜上河卓远文化

引言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因《性别麻烦》（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走红学界而声名鹊起后，美国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学术界便确立了不可忽视的地位。今日的巴特勒享誉全球，是世界级的明星学者，但大多数读者包括中国读者对她的了解基本仍限于性别研究及酷儿理论，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同时身为政治学家的巴特勒在政治哲学、伦理学及犹太哲学等方面的修为与成就。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巴特勒的关注重心逐渐偏移至国际政治领域，《脆弱不安的生命》（Precarious Life: The Powers of Mourning and Violence）是其转型之作。此书写于2011年9月11日之后，写作目的“是回应9·11事件之后加剧的不安全感和侵略行为”，与紧随其后的《说明自身》、《战争的框架》一起，成为西方左派知识份子以理论批判当代主权的暴力面向及要求深刻介入国际政治、伦理议题的重要文化标志。

一、从酷儿理论到国际关系：性别理论的政治转向

作为文学批评的性别研究，其在发展过程中始终与政治及文化密切相关，而作为后现代性别理论的代表人物，朱迪斯·巴特勒的激进或曰彻底之处，在于她在社会性别之外，意图进一步解构生理性别。在《性别麻烦》中，她结合德希达、傅柯及拉康这三位大师的理论精髓，将由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建构的生理性别（sex）与社会性别（gender）之间的二元对立彻底解构，并遥遥挑战著自笛卡儿创建后便在西方哲学界源远流长的“身心二元论”。在这一意义上，巴特勒无疑属于后现代性别理论思潮内部最为激进的构成论者。

从《性别麻烦》到《脆弱不安的生命》，巴特勒毫不妥协的批判精神与解构热情一以贯之，但研究领域则转向了更为宏大的政治伦理层，尝试以理论介入当下日益迫切的国际政治与伦理议题。其实对于政治问题的思考与介入，始终是巴特勒思想体系中具有延续性的内部诉求；因此近期出现的鲜明政治转向与其说是其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一次断裂，不如说是其思想在不同领域的合理延伸与拓展。针对“9·11 事件”之后发生在美国诸多令人失望的反人道主义暴行——尤其体现在政府与媒体的公开行动上——《脆弱不安的生命》提出了政治反思的迫切与必要，并将两个发人深省的政治伦理学问题推向社会与学界：从“受到伤害的可能”与“伤害别人的行为”这两个角度出发，人们应该如何深刻反思政治生活？在众多西方及非西方社会的左派知识份子看来，“9·11 事件”造成的第一世界特权被动摇的事实为全世界尤其是第三世界提供了一个机会，昭示著一个可能性政治空间的开启，以此为据人们或许可以构想一个全新的世界与未来：“在其中，人们将尽一切可能避免暴力，人类无从避免的相互依存状态将成为全球政治共同体的公认基础。”而如何催生一种可以包容多种文化、多种宗教与不同种族的全球政治氛围，是全球化时代众多来自不同领域的理论家需要不断追问与思考的迫切议题。在巴特勒近期的政治理论著作中，对于此紧迫议题的思考贯穿始终，她在持续批判美国及国际社会中强权及暴力行为的基础上，提出当今世界非暴力的伦理基础——即人类相互依存的永恒状态及生命、身体本身的脆弱性，并以此为基点对全球权力格局进行持续不断的质询与反思。

从对性别政治的介入到对全球新秩序的呼吁，在属于性别研究的微观政治与宏观国际政治领域之间一脉相承的，是身为后现代女性主义者永不妥协的批判精神。政治转向之后的巴特勒，试图分析、批判、介入总体性权力体制与宏大叙事，并在解构之外开始走向理论建构之途。为了发现个人与政治之间更为有效的关联形态，在《脆弱不安的生命》等一系列政治学理论著作中，她不仅在总体性视野中强调政治批判的集体性与能动性，且极具想像力地在国际政治场域中纳入性别及少数群体视角，将性别话语发生作用的方式置于全球语境以及跨国场域中进行解读与思考。

二、“无效生命”的背后：语言、媒介与暴力

“操演性”（performativity）是巴特勒性别理论中最重要的关键字之一，相对于权力关系的三重性特征：权力体制、言说/实践技术及个体，“操演性”理论偏重于指涉与考察中间环节，即权力体制施加于个体的仲介行为，进而思考语言、媒介在社会/文化语境中对于主体的影响与塑造，及其与权力、暴力之间复杂的共谋关联。如果说在《性别麻烦》中，巴特勒对主体及其建构的分析一直是在语言及精神分析的层面上进行，那么在《脆弱不安的生命》里，她则试图在更为宽广、深入且迫切的国际政治及伦理领域，发现并阐释语言、主体、社会法规及国际法之间的复杂关系。

通过分析“9·11事件”后媒体及公共领域对于这一事件的诸多报导，巴特勒发现政府及主流媒体以持续不断的话语操演行为，试图在全社会范围内建构一种霸权的“视听领域”，即通过划定在公共空间可说、可见、可示的界限，规约政治话语与特权主体在公共领域有效的运作范围。在以“自由”“民主”自我标榜的美国，各类审查制度、监控手段、舆论压力等“防民之口”的官方策略却轮番上阵，将批判性言说排除在政治话语之外，从而有效地压制了公众批评与学术讨论，在公共领域内形成一种话语及表述的霸权模式。且此话语霸权直接联系著对人类身份的有效控制，进而在国内、国际政治及法律领域成为界定有效生命与无效生命（unlivable lives）范围的界限。具体言之，以各种规范将在事件与战争中逝去的生命界定为是否可被哀悼的主体，美国的公共领域中逐渐形成一种具有隐晦排他性倾向的“人类概念”，即谁才有资格成为合乎规范的人类，且只有这样的生命值得保护并在逝去之后有资格被悼念。这样反人道的排除与界定，制造出一系列被虢夺所有法律及政治地位的“无效生命”，集中体现在被“无限期羁押”在关塔那摩的囚犯身上，而“无限期羁押”政策的施行正是当下美国政府以主权虢夺法律的罪证。

在“9·11事件”之后，美国政府利用安全警报及国家紧急状态的名义，通过搁置、扭曲、挪用法律法规等方式，非正常地拓展及扩张国家主权。随著国家权力与政治投入的恶性膨胀，其“无法无天”的霸权行径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在国内都造成了恶劣影响，遭到剥夺与损害的不仅是其他主权国家与地区，同时还有美国人民自身的合法权益。针对以紧急状态为借口无限制拓殖国家主权的行为，巴特勒创造性地将《性别麻烦》中的“操演”理论运用到国家主权及国际法领域中，将当前美国政府废止法律、膨胀主权的行径解读为另一种“操演”，借此当局“在政治治理领域复辟了一种幽灵般的主权”。具体言之，“无限期羁押”作为霸权及主权的非法运作，并非非常时期的“例外”，而是“例外”以反复自我“操演”的方式将自身固化、物化为某种“常态”。如巴特勒在《性别麻烦》中对于“操演”的阐释：“操演不是一个单一的行为，而是一种重复、一种仪式，通过它在身体这个语境的自然化来获致它的结果。”同样，以“无限期羁押”为契机，“国家肆无忌惮地行使法外权力，使之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固定组成部分”。

除了对于美国当前“治理术”与“主权”的非法扩张做出深刻批判，巴特勒还集中揭露当前美国主流媒体以语言与画面的方式虢夺部分弱势群体的“人性”、使之成为“非人”的这一反人道主义罪行。作者借助宗教哲学家伊曼纽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évinas）的“面孔”这一概念，探讨非暴力伦理问题，并以之作为思考国内国际领域言说结构与暴力行为的切入点。通过发现存在于“形象描述”与“赋予人性”之间的隐秘关联，巴特勒批判当前美国主流媒体以对“形象”的控制而掌握了“赋予”还是“虢夺”人性的特权，而这样的特权在公共领域遮蔽并将引发更多的暴力。经主流媒体处理过的“面孔”及形象，往往遮蔽而非呈现了人类的苦难与创痛，掩饰了生命的脆弱与难堪，因此它们反而成为剥夺人性的表征。《纽约时报》（编按更正：应为《国家地理》）曾在头版刊登一个脱下传统罩袍、面纱而露出面孔的阿富汗少女的照片，这幅照片以认同、赞赏少女裸露面孔的方式，将罩袍与面纱象征的伊斯兰传统文化及教义，指认为拒绝现代文明及压抑正常人性的落后存在。这幅少女的肖像因而成为美国民主胜利的标签及美国进步文化成功输入伊斯兰世界的标志，它和萨达姆·侯赛因、奥萨玛·本·拉登那些被媒体刻意处理成象征人类极端邪恶的天性、近乎“非人”的“面孔”，与科林·鲍威尔知性、迷人的形象一道，成为媒体在表征、形象层成功介入战争的标志，成为社会性规范权力运作的典范模式。通过对这些出现在主流媒体上的“面孔”的分析，作者揭示了视听美学被运用到战争当中，已内化为美国战争策略的一部分这一事实。且更为可怕的是，美国主流媒体对于战争场面的捕捉与呈现，往往通过将摄影机安装在军用飞机或轰炸机上，用来自内部的、凌驾于众生之上的航拍视角的连续镜头，使观看者无形中被置于并认同“杀人武器”而非受害者的视角与位置。《脆弱不安的生命》以各种有力的例证及深刻的阐释，深入揭示了暴力、伦理与现代传媒之间复杂的共谋与媾和，而批判与清除这样充斥在媒体及公共领域中的无声无血的暴力、扭曲及虐杀行径，无疑已成为当下世界实现全球民主的一个必要环节。

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主流媒体，无论是对语言还是画面的利用与操纵，都是以目的性的管控与规约来虢夺某些主体与群体的权利。“9·11 事件”之后，霸权化的官方言词通过在公共空间排挤法律话语，使日益跋扈的主权与“治理术”构成法律的对立面。但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强烈呼吁政府的行政权力应遵守国际法律监督的同时，也博学而敏锐地意识到法律话语本身存在的各种问题与漏洞。在引证《日内瓦公约》作为反对政府“无限期羁押”政策的有效武器时，她锐利而公允地指出，作为一种文明的法律话语，《公约》话语结构内部已然确立了一套界定与筛选的标准，据此决定甚么人、哪些国家的人可以受到条约的保护，从而在国际战争与争端中拥有免受凌辱、虐待与暴力的特权，而未能被《公约》承认的政治实体，则成为“未可识别国家”而无法享有公约规定的“普世权力”。

由此为起点，她开始再度质疑“人权”这样一个看似不言自明，却总会在国际社会领域引起争议甚至争端的范畴与概念。一些国家尤其是美国利用了《公约》本身的问题，将“恐怖主义”变成非法暴力的代名词，并且与特定的国家与地区直接挂钩，其背后掩藏的是内化于西方知识体系中源远流长且根深蒂固的东方主义传统。《公约》及人权观念其实并未拓展到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广大的伊斯兰国家与地区，因为对于美国及西方社会而言，恐怖主义的暴力是一种非理性的暴力，西方社会无法从理性及政治的角度理解这种来自东方的狂热与冲动。因为在西方/白人的眼中，东方与“土著”从来不具备“理性”与自主思考的能力，因此根本不能算作人类共同体的成员。这样一种内化的东方主义思维，也是美国对关塔那摩的囚犯实施“无限期羁押”这样有损人道主义及国际法律的霸权政策的重要原因。其实，当下的恐怖主义绝非前现代的冲动、野蛮行为，包括“9·11事件”在内的恐怖主义行动其实有著诸多鲜明的现代特征，如明确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目的、经过精心的组织与策划、充分利用现代计算理性的缜密与科层制度的效率等等，现代恐怖主义十足是现代政治的产物。而西方国家做出将其前现代化、野蛮化、不可理解化的行为，既是源自东方主义思维的流毒与后遗症，更是居心叵测地意图通过简化、极端化伊斯兰世界而将其排除出“人类”阵营，从而为自己推行以国家为名的恐怖主义、霸权政策大开方便之门。

由此可见，隐藏在“人类”这一普世性概念内部的各类种族及族群的界定框架，使“人类”这一概念自诞生之日起就被形形色色的种族与宗教的偏狭意识与限定所缠绕，其实远未能完全包容人类价值观的异质、多元与多维，而国际人权法建立在这样不完全的、明显带有文化局限的“人类”概念之上，其普世性设定远远未能惠及所有人类，而亨廷顿之流的“文明冲突论”更是将东方主义思想内化在“文明”这一概念当中，阻碍了“人类”这一概念内涵的扩展与衍生。因此，巴特勒提出“文化翻译”的重要与必然：“所有民主社会都应当采取切实行动，挑战此类框架限制，容许各类相互冲突或重叠的文化框架为人所知，勇于接受‘文化翻译’（cultural translation）的挑战。尤其是当我们发现自己同那些具有完全不同信仰及价值观的人共同生活时，就更应勇于接受这种挑战。”

通过对“人类”、“人权”和“文明”这样在国际公约中起到规约作用的重要概念进行再解读，发现与倾听那些被这些术语排除在外的国家、政治实体及个体的故事与“声音”；通过对类似“主体”、“操演”、“述行”这样一些复杂理论范畴的重新界定与改写，试图在更为政治化的语境中赋予它们一种新的解释；通过批判既定理论术语的限定性与规约性，尝试再度征用其内部包藏的尚未被完全发掘的政治潜能与批判力量，这便是朱迪斯·巴特勒一以贯之的理论思维及思考方式。

（未完待续）

（本文原载自《文艺争鸣》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