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蒋日记案｜二审仍判总统任内文物属国史馆　学者：日记揭露人性

台湾国史馆对两蒋日记等文物归属权提民事诉讼，一审判两蒋总统任内文物，属国有由国史馆管理，其他部份归蒋家继承人共有。继承人蒋友梅不服提起上诉，二审今天驳回上诉，可上诉。

台湾《中央社》报道，判决指出，前总统蒋中正于1962年间开始，逐年交付自6年起至1972年间所制作的日记及其他总统府文件与史料给儿子、前总统蒋经国保管。蒋经国再将这些文物连同自己于1938年至1979年所制作的日记转交给儿子蒋孝勇保管，蒋孝勇将两蒋文物扫描成微缩胶卷后，全数交给妻子蒋方智怡保管、处理。

国史馆指出，蒋方智怡于2004年8月、2005年1月间先后与美国史丹佛大学签订保管契约，委托保管两蒋文物及胶卷50年，并于2013年间与国史馆签立合作及权利转让协议书，约定将两蒋文物所有权及保管权利义务转让给国史馆。

此外，蒋家后人蒋蔡惠媚、蒋友松、蒋友兰、蒋方智怡、蒋友柏、蒋友常、蒋友青也同时与国史馆签订捐赠契约书，同意将两蒋文物捐赠并交予国史馆管理。

国史馆表示，两蒋在总统任职期间文物部份，依“总统副总统文物管理条例”规定，属于国有财产，应交由国史馆统一管理。非总统任职期间文物部份，根据捐赠签约，国史馆已取得所有权，为中华民国所有，并应由国史馆管理。

蒋家后人蒋友梅等被告主张，相关胶卷并未能证明已由蒋方智怡取得所有权。另两蒋日记等文物应为蒋中正或蒋经国的继承人所共有，蒋方智怡并无权处分两蒋文物。

国史馆原本对多名蒋家后人提告，一审台北地方法院于2020年6月宣判时，被告仅蒋友梅、蒋孝严、蒋蕙兰、蒋蕙筠、蒋万安、陈忠人、丘如雪等7人。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两蒋文物微缩胶卷曾为蒋方智怡所有，并将所有权移转为国有，应由国史馆管理。两蒋任职总统期间之文物，依据文物管理条例规定应属国有，而应由国史馆管理。

不过，两蒋非总统任期期间文物部份，北院认为，蒋中正的继承人并非仅有蒋经国，蒋经国的继承人亦非仅有蒋孝勇，蒋方智怡未取得单独所有权，国史馆也未因协议书取得所有权，这些文物并非国有，判决驳回。

蒋友梅不服两蒋总统任内文物，属国有由国史馆管理，提起上诉；蒋万安等人未提上诉已确定。

二审台湾高等法院审理后，今天认定，举凡总统、副总统于任职期间因从事公务活动所生物件，或个人信函、笔记及家书等私人活动所生文物均属于“国家”史料，应立法规范由“国家”取得文物所有权以便管理保存，且经明文回溯适用于已卸任之总统、副总统，以维确保“国家”史料完整性的立法目的。

二审指出，两蒋文物标题多有明确记载“总统批阅文件”、“总统手令影本”、“蒋公日记抄本”或“总统致美国詹森总统函件”等文字，并合并入册保管存放，这些文物应属两蒋总统任职期间从事各项活动所生之物，即符合文物管理条例所指文物，应为国有，且由国史馆管理。因此驳回蒋友梅上诉，蒋友梅还可上诉。

蒋日记提供历史线索，揭露人性

辅仁大学历史学系名誉教授林桶法提及《蒋中正日记》不只提供历史发展线索，更重要的是揭露人性。以日记佐证相关档案始能客观认识事件脉络。日记内容最多是军政记载，针对一段时间透过明确的主题、集中的资料去研究书写军政问题者最多。

中原大学副教授柯惠铃以女性主义观点检视 1941 年前的《蒋中正日记》， 认为日记主在青壮年时期对异性、爱情、婚姻、家庭、个人欲望均有过转折或挣扎，这些转折也显示近代中国男性在家族关系中愿意容忍妻子与娘家的紧密联系，以及自身融入对方亲属关系中扮演支柱的现实。

蒋公日记谈国事，蒋经国谈家事

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郭岱君指出，两蒋日记有很大的不同，蒋介石日记谈的是国事，蒋经国则不然，谈的是家事，蒋介石若遇有难以处理的事情，常常以“天将降大任斯人也”自我惕厉，蒋经国则多愁善感，喜欢与老百姓接触。

“经国先生的一生就是一个苦字”，郭岱君说，从早年的苏联时期，再加上晚年长期疾病缠身，蒋经国常重感冒卧病在床，甚至夫妻间也是苦日居多，儿女更不仅是最爱，同时也是心中的痛，处理起来家事比国事难。

她分析，蒋经国所处的年代是台湾最辛苦的年代，台湾在50年代发展顺利，真正困难的是退出联合国，以及大陆和美国建交以后的时期，整个70年代十分动荡，从江南事件、中坜事件到美丽岛事件，国民党在公职选举中丢掉了很多县市，人民发起暴动，最后事件的高潮为高雄美丽岛事件，从此台湾政治步入新阶段。

她指，蒋经国在日记中还表示，会虚心检讨此次地方选举的失败，而失败因素不多，就是党内部腐化，自满自大不知改革，腐败落伍不知进步，平时不做群众工作，有事就临时抱佛脚。尽管中坜事件给了蒋经国很大打击，但也让蒋经国下定决心，重整党务。

她认为，日记是主观的，撰主一己之见，研究者只能参考，不能尽信。她表示，看蒋经国日记，不仅在于了解蒋经国对国事与家事的看法，也不是为了批评或赞扬蒋经国，更不是去探询政坛八卦，而是希望通过其日记，深入了解中华民国自抗战以来的青年工作、政工制度、情治机制、军事财经政策的制定、对外关系以及两岸问题等，特别是1972年之后台湾的政经军外交社会的发展，还有国民党和政府推动的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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