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与出版业蓬勃 塑造出关心社会的台湾公民？
台湾走向民主化至今三十年，在塑造如今政治模式的路上经历良多。社会对于政治的认知、参与和讨论程度，也许比我们高。回顾历史，早在数十年前，台湾经历过戒严时代，再到解严、开放党禁及报禁、反对党成立、跟中国大陆时冷时热的关系、数次的政党轮替……到了今年一月，迎来第七次直选总统，选举气氛依然炽热，青年和首投族更是影响今届选举结果的关键。现今的台湾年轻人都在民主逐渐成型的背景下长大，对于政治的关切与投入程度偏高。本专题从投身政治运动的台湾青年、港台两地学者、教育、媒体等多方面，了解台湾社会的政治意识何以形成。
（此为系列报道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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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一个社会的政治热衷或成熟程度，也许很虚无，但从传媒及出版行业的蓬勃程度，我们或可从中窥探一二。这两者对于台湾的时政舆论和公民意识启蒙影响深远。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台湾媒体在步入民主化后发展蓬勃，百家争鸣，报纸刊物、书籍、电视媒体尝试发出更多元的声音。然而，随着政治生态渐趋蓝绿二元对立，台湾媒体也开始“归边”。
2000年实现首次政党轮替以后，这种“非蓝即绿”的现象更加明显。《自由时报》、《苹果日报》、三立电视、民视等为偏绿的代表；联合报系，以及中天、中视、东森、TVBS等电视台则是偏蓝。不过，部份电视台或时政节目主持亦会就着政治形势而调整政治立场。
时政节目充斥电视频道
无论是归类为偏“蓝”或是偏“绿”的电视台，政论节目都是必备环节，以“呛骂”、“怒飙”对方阵营的政治人物为卖点，聚焦本土和两岸议题之余，亦会讨论全球政经大事。事实上，各电视台众多的政论节目也不乏支持者，中天的《新闻深喉咙》、三立的《新台湾加油》和《郑知道了》、TVBS的《少康战情室》，民视的《台湾最前线》等都为台湾观众所熟悉。
台湾民意基金会在2018年公布的民调，台湾人有21%表示经常收看政论节目，即约400万人，调查亦显示，年纪愈大的人会愈常观看电视政论节目。
新闻台占据台湾电视台收视率近40%，成了电视台广告收入的一大来源。除了新闻报道，政论节目亦备受看重。在大选投票日前十日，各传媒都不得公布选举民调，中天、三立两大蓝绿阵营代表的新闻收视率便成最贴切的风向标，电视台兴衰也反映着台湾长远的政治民情。在今次选举之后，三立亦稳坐了收视率第一的宝座。
政论节目备受关注，亦加强了这代台湾人的政治意识，以及对时事的关切，但亦有认为现今的台湾传媒蓝绿分明，难见中肯，甚至有电视台被嘲是“铜臭绿”、“脑残蓝”，舆论质素成疑。
我最近跟以前的老板聊天，讨论媒体生态。我们都觉得台湾有今天的问题，媒体要负很大的责任。因为媒体比较没有站在中肯的立场。
台湾出版社玉山社总编辑魏淑贞以前也是做记者出身，也直言现在有些报道“很离谱”。虽然媒体“归边”不利民间理性讨论，但按照魏淑贞的个人观察，她觉得在现今台湾社会里，政治取态属中间派的人士占了三四成。这类人群愿意在整条价值光谱内取平衡，对不同观点也较开放。
除了传媒之外，台湾人吸收政治资讯，建立史观与世界观的另一主要渠道，必然是书籍。这些年来，台湾出版业百花齐放，逛书局也早已是香港人到台湾旅游的指定动作，2016年数据显示，台湾的人口与新书出版比例为全球第二高，仅次英国，不过这数字近年呈下跌迹象。
书写台湾人的“完整故事”
主打出版台湾本土历史、民俗、文学等书籍的玉山社草创于1995年，今年刚好是它成立二十五周年。玉山社乘势推出了由诸位台湾史相关领域学者执笔撰写、全套共七册的《典藏台湾史》，从史前时期说到当代台湾，作为出版社本年的重磅书籍。谈到文史书籍，有时或多或少会涉及意识形态的价值判断，玉山社出版书目的聚焦点在于本土，不免与过去几十年来传统的“大中华”史观论述有所冲突，外人看来也许显得有点“偏绿”。
“因为以前教科书里面没有很正面认识台湾的历史，所以台湾的过去，现今的青年没有很了解。”魏淑贞说。所以，玉山社当初希望借助出版书籍，把台湾的历史、人物、过去发展勾勒出来，让年轻一代更深入了解自己所身处的土地，从而建构起自我身份认同。魏淑贞也承认，类似玉山社这类型出版社的力量有限，实际传播力仍有落差，但认为这种认识自身土地历史文化的书籍，一路以来还是拥有忠实的读者群。
有人说，互联网来了，没人看书了。但书籍的完整性及脉络性，不是只有数百字，或时长五分钟的网络“懒人包”可以取代的。书籍对于培养大众的人文素养及独立批判思考，仍然有着不能取代的作用。根据财政部的图书营利事业家数及销售额统计，台湾在2019年1月至10月的图书出版总额比2018年同时期增长了2%。当中电子书涨幅达10.3%，纸本书则为1.8%。虽然在同一项统计上，书店数目减少了1.8%，但是实体及电子书籍总销售量却增多了。
魏淑贞观察到，年轻人近年的阅读习惯似乎改变了不少。“（玉山社）早年举办活动时，出席者都是年纪较大的读者。很多参加者都是白头发或五、六十岁以上的人。但这几年感觉年轻人多了许多。譬如去年玉山社跟诚品举办了一些活动，参与者有很多是学生、年轻人。这个现象跟以前不太一样。”魏淑贞提到，2014年太阳花学运之后，的确有更多新一代年轻人注意到台湾社会的状况和问题。自然而然，便会愈来愈想去了解这块土地。“我们生在台湾，当然要对自己的土地先认识，才会有感情。”
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助理教授郑炜分析，台湾本土文学的出现更强化了台湾人的本土论述及身份认同。“八、九十年代台湾经济起飞，但同时民间又在建立身份认同，并且有机会去‘说自己的故事’。”郑炜说，“这方面的影响力虽然很难去量度，但可以知道其影响很大。”
社会运动促进两地交流
郑炜认为，相较之下，香港人欠缺像台湾般的条件，透过文化作品里的本土论述去建构身份。“当你说香港的本土文化，很多时候你会说回六十至八十年代的东西。说这些东西时，便会发觉不能回避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因为当年的写作、电影等，往往都有此元素。”他又补充，这令到香港人的身份建构不够坚固。“在反修例运动之前，你可以看到香港人的身份建构好像不够‘实净’。不够‘实净’的意思是，当你说自己是香港人，你不太确定它包含了什么。里面的元素是什么，其实你很难说得清楚。”
不过，郑炜同时指出，经历反修例风波，香港社会对身份建构的意识有所加强，港台两地之间可以创造对话的地方也多了。“以往常说香港是在学习台湾那一套身份建构、社会运动的论述，现在调转过来，台湾或许也想不到如何做到香港（社会运动）那种动员能力。为何香港能够做到呢？当然这与香港‘无大台’、如何反省雨伞运动的失败、如何运用社交媒体等有关。”
结语︰自去年夏天，香港经历了一场漫长的社会风波，这是前所未见、也是令人痛心的。对香港人而言，也许是“觉醒”，也许是走向成熟的开端。或许，我们不少人也开始反问：我是从何而来？为什么我会在这块土地上？这块土地带给我什么？我又能带给这块土地什么呢？这些问题没有教科书式的“标准”或是“速食”的答案，要自身通过加强人文素养和对所处土地的认知，慢慢提炼出来。在台湾，年轻人的公民意识擡头，报社、出版社、电视、电台及互联网等平台，为他们提供知识、思考与讨论空间。培养出属于自身之真实身份认同，才会有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感，继而主动参与公共议题讨论，改善社会政策的不足，也令公民政治意识渐渐成熟。
上文节录自第205期《香港01》周报（2020年3月16日）《由觉醒，狂热到成熟 台湾青年政治意识如何炼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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