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台湾大选】桩脚的“工作” 是什么？

台湾2020年总统副总统、立法委员的大选将至，但是2018年的地方选举余波仍然荡漾。 2019年12月上旬台湾的法院宣判中，有数名“桩脚”因为在2018年的市议员选举中因为“贿选”各被判决3年左右的刑期。

台湾解严已超过30年（1987年本岛解严，部分离岛地区较晚），但是在戒严时期还是有举办地区选举，光论“民众投票直接选举”的话，甚至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以前，接近四分之三个世纪。但是长久以来，各种“买票”、“做票”等各种以不公正手段影响选举结果的方式，也让投票蒙受阴影。

“桩脚”的“职业灾害”

其中，作为参选人的基层工作者的“桩脚”，也因此在台湾人的一般语境中成为较为负面的词汇，正是因为与“买票”、“贿选”等行为连系在一起的关系。

“桩脚”本身并不必然与违法的选举手段（贿选、以“黑函”攻击敌对候选人等等）有关系，收集支持者的意向并回报给支持的候选人（或其团队），是桩脚的基本功；例如在支持者间进行小额募款，除了有实际的选务开销需求外，也可以当做粗浅的民意调查。

但是正因为“桩脚”是与选民紧密连结在一起的，是与目标选民熟识或至少理解其大致的政治倾向，因此才有赠送物资与金钱来换取投票给自家候选人的空间。这是因为，若是来自陌生人的“礼物”，反而容易引起戒心与拒绝。

在过去，有力的“桩脚”每每能估算出自家势力范围（数百至上千票不等）中“敌”、“我”、“中立”的大略票数，将重点摆在我方的“固票”以及“中立”的“拉票”中（对敌方的“拔桩”动作会由更上层计划并执行）。透过对人际互联网的了解，能够事前推算出最终得票数，再与真正的得票结果作比照，这种“选务工作”的成效立刻就能看出：如果有人“拿钱不投票”，轻则不再将他列为“选务工作”对象，重则可能引起桩脚的报复。

但是，随着台湾越来越都市化与工业化，民众在区域之间移动频繁，人际互联网被破坏、重组的速度也越来越快，这种依赖传统人际关系的选务工作也越来越难实行；“回乡投票”的游子往往已不在桩脚的资讯中，甚至已不是故乡人际互联网的一部分，难以影响、甚至掌握其投票意向。

而且，随着台湾社会对“贿选”的容忍度越低，刑度越高、奖金越高，且用以举发的录音、录影设备越先进，实行“买票”的危险性也越见升高。由于身为“桩脚”的职业特性，本人在邻里间必须要有一定水准以上的认识度，这种特殊性质是难以躲藏，遭到检举、调查的“职业灾害”就屡见不鲜了。

隐身于宫庙之间的桩脚

台湾宣扬宗教自由的理念，对于各种宫、庙、教派都采取极度放任的态度；2018年，甚至有立委集体提案《宗教基本法》，意图让违法占用政府土地的宗教建筑“就地合法”、宗教财务合法保密、禁止世俗法院介入宗教内事务等等，虽然最后暂缓，但可见宗教势力的庞大。

一宫一庙的管理者（庙公等等）、小教派的教主，对于每一个教徒的认识更为全面，也会定期碰面，时常一起举办宗教仪式，正是符合“桩脚”的特性。事实上，每到选举，参选人也会四处拜访选区宫庙。

不过，台湾宫庙有许多特殊的仪式确实与金钱有关，例如“借钱母（或称财母、金母）”，庙方“借”给信徒一笔金额或是一块金条，作为投资的母金或是单纯的好运象征，等到信徒赚到钱，就将“钱母”原样奉还。

但是，由于宫庙的帐务长年不公开，这样的金钱往来在现代容易起人疑窦，也实际发生过庙方借出金条、信徒却还回“假金”；又或是新的庙公发现帐目亏空，无法说明金钱流向等等。如果说这不是意外或是遭人诈骗，就很可能成为“洗钱”与“贿赂”的手段。现在许多有名的大庙在借出“钱母”时都只使用铜钱而非金条、或直接发送信徒一元硬币等等，也是为了自清而不得已改变传统方法。

“桩脚”的名声难改善

俗语说：“赔钱生意没人做，杀头生意有人做。”台湾的“选举生意”虽然受到选务缩减、合并为多重投票、讲求环保安宁等等影响，已不复1990年代“漫天旗海”、“满地金银”的盛况，但仍然是兵家必争之地。只要候选人能够顺利当选，就能为地区和自己的支持者争取利益－造桥铺路也是一种利益－因此莫不鼓足了劲在选举，为了争取支持者，候选人一天甚至能跑10场甚至20场的行程。

在这种高强度的选举之下，身为基层选务核心的“桩脚”，铤而走险的机会总是存在的。看来“桩脚”一词要摆脱负面印象，恐怕还有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