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三十】民运人士回顾六四　立场有变化

5月20日，台湾民主基金会与华人民主书院共同举行“六四30周年谈中国对民主人权之威胁”座谈会，邀请六四学运领袖与相关民主运动人士进行对谈。
针对《香港01》记者提问30年后对于六四的认知，有无转变？时为学运领袖之一的王丹坦言立场有所变化，尽管至今仍同意“政府有罪，学生有错”，但是“先要让共产党认罪，才公开讨论我们的错误”。同为八九民运人士的王军涛则称，30年后来回顾，西方政府、华尔街与中共合作，获得巨大红利。

出席这场活动的1989年学运参加者，包含王丹、王军涛、周锋锁、陶君行等人，关于以30年的维度回顾，对当时学生、中共的作法与认知，是否有所转变？

王军涛表示，当年“六四”有两个方面要求，“政治上要求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社会层面要求反官倒、更公正的社会”。六四镇压之后，“共产党说自由民主法治是从西方来的，实际上要分裂中国搞乱中国，但在社会层面要求，他们说给我们时间我们来解决问题”。

王军涛提到，30年后来回顾，西方政府、华尔街跟中共合作获得巨大红利，另一方面中国真正反抗的是中国老百姓，包括维权律师、基督教等；社会层面，腐败由个人腐败，到团伙腐败、制度性腐败，已经到文化、风俗、习惯整体堕落、腐败，“整个社会都堕落”。

所以，他认为，“1989年民主运动没有错，共产党提供答案是错的”。

至于1989年学生运动是不是“过激”？

王军涛不认为如此，他表示当时全世界都出现大规模政治风潮、都上街，“最后区别我们和别人结果就一条，别的国家威权和极权统治宁愿交权也不开枪，我们中国碰上邓小平他要开枪”。

王丹则表示，1998年曾归纳“政府有罪，学生有错”，今天还是可以成立，“说学生一点错都没有，不可能，那么大一场运动说一点错误都不犯，这一点都不客观”。但是经过30年之后，“我的立场有变化”。

王丹认为，“外界不应该要求我们去探讨我们的错误，不公平、不公正。不是说我们不要去反思，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反思，但如果是公众追著我们说当年有甚么错误？是违反民主，民主是程式问题，有先后，如果共产党今天坚持说杀人没错、而我们说哪里错了，这会把历史事实扭曲，尤其对年轻世代来说，他们看到共产党不断说他们没有错、我们说我们怎么错了。这样做是对历史不负责任，容易使年轻世代有歪曲认识。所以先要让共产党认罪，才愿意公开讨论我们的错误”。

陶君行则以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与1989年对比，认为问题在于，“当权的人没有让步，他也刻意不让步、不镇压，让我们自己消亡”。 周锋锁则表示，1989年学生抗议，和平、理性、自律是惊人的，“过去30年别的地方很难看到”。

而从事后回顾，周锋锁认为根本挑战是在戒严以后，政权丧失合法性，存在权力真空，社会各界没有形成怎么建立新的权力秩序的过程（的共识），权力分散。“我们是来请愿，任何别的机会都会发展成革命，而我们没有革命的心态，很值得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