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你体︱运动公社】NBA成中期选举武器　占士居里敢言为异数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体育界亦是民主、共和两党动员的重镇，因为许多尚未确立投票意向和政治价值观的选民，都成为了反特朗普阵营的争取对象。譬如说，奥拉迪普（Victor Oladipo，印第安纳溜马得分后卫）为了该州参议员Joe Donnelly站台。然而，NBA的政治性并不如外界想像中那么强。

奥拉迪普不是土生土长的印州人（他的家乡是马里兰州），但印州大学是对他篮球生涯的发迹地——他曾形容印第安纳州对篮球的热情比任何一处还要浓厚，所以深深爱上这里。他以篮球的语言和成长背景，打动选民支持民主党。NBA球员在宣扬多元价值方面不为余力，加上勒邦占士和史堤芬居里声援美式足球四分卫Colin Kaepernick拒为美国国歌站立的行动，令许多人对于他们的政治影响力很有憧憬。

与往年的选举相比，美国年轻选民的政治热情明显比以往高涨，原因离不开明星效应。根据民调机构Pew Research Center的数据，年龄在22岁至38岁之间的人，62%期待在11月6日投票，这个比例明显高于2014年的46%和2010年的39%。早前Taylor Swift在个人Twitter呼吁支持田纳西州的两大民主党参选人，既在网络世界引发回响，亦刺激选民登记数字上升。对于年轻选民而言，他们未必对政党政治有切身感受，所以明星效应是诱发他们投入选举的最佳方法，NBA球员自然是这场选战的有力武器。再者，跟美式足球相比，NBA的黑人职球员比例更高，球员本人毋须担心政治表态会影响个人饭碗，他们亦应该为贫困的黑人社区里警察滥用暴力、教育等议题发声。

但是，除了反对特朗普的勒邦占士、史堤芬居里以及奥拉迪普（除了奥拉迪普，二人曾在总统大选表态撑希拉莉），高调支持民主党、介入选举运动的NBA球员其实相当罕见，他们顶多像基斯保罗般积极呼吁选民投票而已。即便是支持特朗普的“坏孩子”洛文，亦是以退休运动员的身分表态。运动员之所以感染他人，跟他们的形象和宣传的信念相关。他们在充当商业代言的时候，可以高举受欢迎的普世价值（例如反种族歧视、支持性别平等），以示自己与社会发展与时并进。但是，为政党站台的代价就高昂多了。除非候选人的理念和球员宣扬的价值高度契合，否则后者贸然为政党宣传，会被认为是有机心的“伪人”（为政治利益当鹰犬）；又或者因为与某种意识型态挂勾，被去政治化的商业品牌拒之门外。衡量运动员的社会形象和商业利益，他们不可能表现出高度的政治热情。

今季NBA数据王（按图放大）

不过，凡事都有例外。大家不可忽视球员身边的重要角色——经理人。如果经理人本身是政党的捐助人，他可以驱使客户成为选举机器的一部分，例如演员Will Ferrell在乔治亚州为Stacey Abrams站台，就是因为他的经理人是荷里活著名经理人Ari Emanuel。而上文提到的奥拉迪普，正正是一位没有经理人的球员。

因此，美国社会的自由主义者反特朗普的声浪看似很强大，但不代表所有同情他们的力量，都可以参与政治选举的总动员。要在中期选举里击败共和党，民主党还需要多加把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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