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五中与世界影响】复杂环境中的五中全会

导语：10月26日至29日登场的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是后疫情时代的首次中央全会。中美贸易战的硝烟尚未褪去，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又加剧了保守主义和孤立主义的回归，这都增加了人们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在此背景下，北京宣称不会重新走向保守，但“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又能带来怎样的判断，它又将为中国与世界新关系的改变做出怎样的推动？

10月26日，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如期登场。

按照惯例，这一年度重磅会议的主要内容在会议闭幕之前（10月29日）不会对外披露，而具体细节的公布可能更晚，所以这几天人们只能根据中国官方媒体的风向来判断这场闭门会议的内容。

“文革”以后，中共恢复了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中央全会的“传统”，而五中的主题似乎也基本固定为讨论和表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五年规划（计划）”。

不过，五中全会的主题似乎很少如此“单纯”。1980年代后的最初几次五中全会无不伴随着重量级的人事动荡，包括对中央（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委员乃至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其常委的个别调整。

今天，这些内容已逐渐成为“传统剧目”。不过，今天的中国内外部政经环境均发生剧烈和复杂的变化，已经很难让人以惰性的不变眼光去看待它。

不管怎样，这注定会是一场不同寻常的中央全会。

从世界环境来看，中国的“战略机遇期”的确刚刚在2020年“到期”。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时间节点，意味着“机遇”的褪色（当然“机遇”并非完全消失）。在此节点，中国面临外部环境急剧恶化和尖锐冲突丛生的转变，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从2014年开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便按照购买力（PPP）判断，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经济大国，直到2020年按照同一标准中国可能比美国多出六分之一。

而按照中国官方的统计，它的经济总量已经相当于美国的66%，占世界的16%……

但，这并不完全是一个好消息。事实恰恰相反，在一个“狭小的星球”，这意味着中美两国发生摩擦的机率会越来越高，而程度则也会越来越深。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的上台以及随后掀起的“腥风血雨”是这种矛盾从暗处到公开化的转变开始——当然，中美两国都有选择如何认识和应对这种关系转变的权利。

不独中美，按照唯物辩证法的逻辑，这对全球最主要矛盾的发展演变同时也牵动着其他国际关系的转变，比如新的政治经济军事同盟或者敌对关系的深刻调整，主导全球政经关系的“思想潮流”的变化……

2016年3月，中国官方披露“十三五规划”方案全文，在阐述中国“十三五”期间外部发展环境时提到金融市场动荡不稳、贸易保护主义强化、国际能源格局发生重大调整、多边贸易体制受到区域性高标准自由贸易体制挑战等挑战，但是并没有实质指向中国的“直接问题”。可以肯定的是，此次“十四五”期间的外部发展环境判断将肯定不会再如此“模糊”。

从中国国内状况看，无论是中国本身积累的发展问题还是外部环境的恶化所引起的连锁反应，都必然需要投射中国的自我调适上。

中共其实在“十三五”期间已就应对国内传统发展方式的不可持续性问题，有意识地大刀阔斧推动产业升级，这其中最后被美国纳入贸易战目标的“中国制造2025”便是中国高层最重要的应对反应。

当然，这一计划在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后便逐渐淡出了官方报道，但是中美争夺全球顶级科技优势的“竞争”没有也不可能终止。

在这次中全会上，中共即将在新的“十四规划”中找到接续或者说“替代”它的方案。这不仅关乎中国在未来全球经济秩序的位置，而且现实地，决定了中国究竟能走多远，能否完成角色的转变，能否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这可能被视为中国千载难逢的机会。

当然，中国国内还面临着其他一系列困境，比如人口、资源和环境，它们直接决定了中国未来的政策空间——如果中国能够很好地处理好这些内部问题，那么它将有充分的空间去调整发展的重点和节奏，甚至推进其渐进式改革；否则，发展便无从谈起。

此外，中共一直有一种执着，认为应对危机需要有一个强势的领导人。在这次会议前夕，中共刚刚通过了一份规范中共党内精英（近四百人的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文件，赋予“中共中央总书记”更强有力的议题掌控权力。

毫无疑问，此次中央全会所体现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个人色彩更浓，而这种个人色彩远不是人们习惯中所认为的“政治忠心”问题，而更多体现在其外交、经济等决策权的认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