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中共高层专家：深圳必须从经济特区转变为政治改革特区

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过去四十年的发展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成果的缩影。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深圳也有了新的定位，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日前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讲话中将其描述为“新时代党中央赋予深圳的历史使命”。
从改革开放窗口到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深圳一直走在前列，如何从历史的纵向理解背后的逻辑，并展望未来的发展方向，《多维新闻》专访了有“制度反腐专家”之称的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李永忠。
本篇为系列专访第一篇（共两篇）。

多维：在日前的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讲话中正式宣吿中国政府支持深圳实施综合授权改革试点，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并表示这是“新时代党中央赋予深圳的历史使命”。从改革开放的窗口，到近四十年来中国发展成果的缩影，再到“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你怎么解读深圳角色的变化？

李永忠：我认为要着重解读“试点”、“示范”的内涵。早在2015年6月5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他就在讲话中强调，试点是改革的重要任务，更是改革的重要方法。试点能否迈开步子、趟出路子，直接关系改革成效。“要牢固树立改革全局观，顶层设计要立足全局，基层探索要观照全局，大胆探索，积极作为，发挥好试点对全局性改革的示范、突破、带动作用。”

同年7月3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我的解读文章《试点关乎改革成败》，提出中国改革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决定了试点承担着战略突破的重要任务，同时也起着示范和带动作用。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我看来，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讲，既是地方敢于试点的成功，也是中央勇于推广试点的成功。这条经验就是：突破在地方，规范在中央。

具体来说，首先，试点是改革的重要任务，因为它承担着走出困局、打破僵局、拓展全局的重要使命。上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陕甘宁边区作为执掌区域性政权的试点，仅仅13年，便将其成功模式推广到全中国——新中国成立了。

十年“文革”，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小岗村、凤阳县、安徽、四川等地的农村包产到户试点成功，中央将其推广到全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当时解决了吃不饱饭的问题。

40年前，深圳自发地要求先行先试，经济体制改革特区的成功，中央将其复制到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此建立起来。

第二，试点是改革的重要方法，因为试点有重要的示范作用。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可以归纳为“三个带动”，即以开放带动改革，以农村改革带动城市改革，以经济特区改革带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这“三个带动”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关键就在于每个带动中，中央都鼓励基层要敢闯敢试；基层的试点成功后，中央都及时肯定，及时推广，从而为全国的改革树了标杆、做了示范。这一套做法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中国很快成为全球的第二大经济体。

第三，试点对改革有着重要的带动作用。对于中央来说，需要通过试点，去推动、示范、带动非试点单位乃至全局。如果说此前的改革开放以解放生产力为导向，带动全国；那么今后，则更加注重以取得公信力为导向，带动全党全国。

比如以强高压反腐，带动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以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带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带动政治体制改革，“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重构政治生态”等等。

要完成这些改革，关键在用人，带动在试点。因此，在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习近平强调，要着力强化敢于担当、攻坚克难的用人导向，把那些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干部用起来，激励干部勇挑重担。

在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习近平进一步强调，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大力弘扬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精神，“理解改革要实，谋划改革要实，落实改革也要实，既当改革的促进派，又当改革的实干家。”

以上说的是试点的“三大任务”。试点是地方敢于改革的重要任务，更是中央推广改革的重要方法。纵观古今、横看中外，一个科学合理的先行试点，都具有“四大功效”，即：化大为小、化远为近、化整为零、化险为夷。

如果没有当年小岗村村民自发的18个红指印，几亿农民吃饱肚子，不知道还要等到猴年马月。小岗村的包产到户，是化大为小的成功样板。

如果没有1979年，“改革先锋”袁庚，率先炸响改革开放“第一炮”，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外向型的工业园区——蛇口工业区，深圳市场经济的“试管”，不知还要等待多少年。蛇口工业区，是化远为近的成功典型。

如果没有习仲勋64岁平反后再入政坛，主政广东，并以重实情、讲实话、办实事的精神，“杀出一条血路”创建深圳特区，深圳又如何能成为改革的样板间？深圳，就是化整为零、化险为夷的成功典范。

这也就是为什么2017年5月23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五次会议上进一步强调，抓好试点对改革全局意义重大。他在讲话中说的“要认真谋划深入抓好各项改革试点，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鼓励探索、大胆实践，敢想敢干、敢闯敢试，多出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带动面上改革”，就是深圳被确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写照。

多维：这一次深圳所承载的“试点”、“示范”，很多层面的改革都是很资本主义的，这也大大超出了外界的预料。

李永忠：深圳经济特区改了什么？一句话归总——不过是改计划经济体制为市场经济体制。而更重要的是，经济特区已经40年了，不能只搞经改，不搞政改。

这里涉及到一个治标和治本的问题。治标可以无须试点，也可以不必先行，还可以施以高压，但却只可以暂时赢得时间；治本则必须试点先行，必须大胆突破，如此才能取得示范的作用，才能赢得空间，产生带动全局的效果。

沉疴难起，重危难救。改革开放四十年后，必须尽快将经改特区转变为政改特区，尽快试点，先行起步。这才能有利于全国的全面深化改革。

中国已经在经济领域摈弃了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也即“政改特区”，究竟要改什么？我认为，要在政治领域摈弃苏联模式的权力结构和选人用人体制。如此，才能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重构政治生态，从而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

当然，政治体制改革试点的难度系数，绝不亚于当年的小岗村、凤阳县、安徽、四川的包产到户试点，以及深圳等经济体制改革特区。但改革开放作为一项前无古人的全新事业，有错乃属必然，无错实属偶然。设立试点，就是为了试错、容错并纠错。从某种意义上讲，试点如果无错，推广后，全局必出大错；试点如果能大胆试错、认真容错、及时纠错，全局则定能避免大错。

正因为政改特区新模式前无古人，才需要敢作为的改革者去大胆探索、大胆实践、大胆干——坚决摈弃苏联模式，走中国特色新路。

因此，习近平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的“以思想破冰引领改革突围”，才显得如此重要并极其紧要。从某种意义上讲，解放思想比顶层设计重要，自选动作比规定动作重要，两个积极性比一个积极性重要，三个臭皮匠比一个诸葛亮重要，允许失误比只许成功重要，敢死队长比施工队长重要……

中央与地方，领导与群众，普及了有关试点的“三大作用”和“四大功效”的基本常识，则事关全局的深圳试点可期，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可期，“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重构政治生态”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也自可期。

多维：你说的政改特区具体应该如何落实？抓手有哪些？

李永忠：我认为，习近平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重申了去年8月，中共中央出台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其中有五句话，值得深圳市各级组织和官员认真研读：

一，深圳要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二，形成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新格局；

三，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四，丰富“一国两制”事业发展新实践；

五，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我认为，第一句和第五句，是时间上的示范要求；第二句，是空间上的改革开放基本国策要求；第三句，是区域建设的作用要求；第四句，是突破性、创新性要求——在一国一制的深圳，丰富“一国两制”事业发展新实践！

深圳当年先人一步的抢跑红利，如今已经所剩无几。要保持领先，必须敢为人先，敢于领跑。在一些地方官场“不作为”盛行，形式主义泛滥，精致利己主义者批量上位的当前，需要主政官员有“突击队”的精神，“敢死队”的勇气，而非“施工队”的态度。

但我们也必须要面对一个现实：四十年后的今天，现在的深圳，还能出现习仲勋、任仲夷、袁庚等敢于“杀出一条血路”、“提着脑袋干出来”的改革闯将吗？如果没有，能不能尝试搞一个“中央选派与个人报名相结合”的方式，让市场在资源（主要是人才资源）配置上起基础性作用乃至决定性作用，不仅因为“人才是第一资源”，而且因为深圳应该在这方面做出大胆的探索和示范。

总之，作为40年经济特区的深圳，要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其成功的关键，正在于能否“以思想破冰引领改革突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