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封闭式管理”不等于封城　内地复工增爆发风险？

2月10日，内地各大城正式“复工”，在经历约两星期的“隔离”后恢复经济活动。与此同时，北上深广等一线城市却实施“封闭式管理”，引来海内外关注，猜测疫情是否仍旧严峻，而中央又为何会作出复工的决定。
国家卫健委最新数据显示，2月9日，内地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个案确诊累计40171宗，累计治愈出院3281宗，累计死亡病例908宗。陆媒指出在湖北省以外，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目连降6日，回落至2星期前水平。

“一刀切围堵”转为“分流疏导”

在华文传媒之中，不少人将“封闭式管理”和“封城”等量齐观，大标题带出的讯息是，北上深广的疫情严峻，事隔两星期终于走到武汉式封城这一步。没错，各大一线城市仍需要步步为营，官僚的惯性“语言艺术”也一直存在，不过就政策论政策，封闭式管理的确不等于封城。

不论讲那一种“封城”，最基本是大幅中断内外交通，全民在自愿或强制下“自我隔离”，全域进入死城般的“战时状态”，一线城市的做法显然不符合这定义，实际是各大城市已经开始恢复交通运输，容许外来人口“返城开工”。

北上深广的“封闭式管理”，重点其实不在乎三个，一是在各公共场所加强侦测检疫，理所当然之至，二是在小区出入口微观管控，以期减低跨社区传播，并减低检疫工作的难度，三是安排企业分批复工，并劝吁雇主指示外来雇员“错峰”回城，以减低人流增速及感染风险。

“隔离令”各处县市各处例

按官方想法，大概是国家不可能无限期停工停产停学，湖北省外度过了14天的病毒潜伏周期，国民亦已获得充份警告，须自觉做好防护措施，那么政府的责任就是确保资源供应、局部恢复社会运作和推行有效防疫措施，因此有必要由一开始“一刀切围堵”，转变为“分流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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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之所以理解“封闭式管理”为“封城”，原因之一是“封闭式管理”在各地都有不同形态。在重灾区浙江温州，由2月1起规定，每个家庭每2天只可派1名成员采购必需品，辖下乐清市更实施货真价实的“封城”；在江苏无锡，政府规定“劝返”来自湖北、浙江、广东、河南、湖南、安徽、江西等7个省份的外来人员。

中国幅员广大，基层政府应急时有“自发行动”，如之前自行封路，到了落实政策时亦会保留因地制宜的弹性。重庆同样推行“隔离令”，用字却宽松得多，只规定“住户定期派1人外出采购物资”，并且未有如温州般明文指定，只有公共机关和事关国计民生的企业才可以“复工”。

前线官员暂持谨慎态度

上述情况是很常见的“央地互动”，中央部委发出概括方针，既要防疫又要复工，要怎么做就取决于地方政府。各级地方政府亦自有盘算，例如一开始浙江杭州和宁波采取较严厉的“封闭式管理”，到了9日浙江省政府就发出“责任令”，表明不得擅自升级管控措施，“原则上不得限制普通居民正常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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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现在是天字第一号政治任务，假如沦为另一个武汉的话，可不是乌纱不保那么简单，因此至少迄今为止，前线官僚“分流疏导”的方式都较为谨慎。例如深圳作为一线城市，理论上更有意欲重启生产秩序，但经政府专家审视后，为免数以万计工人聚集导致不测意外，也特意推迟富士康的复工日期。

无论如何，大规模“返城开工”必然带有风险，风险高低当然有“人为因素”。离不开前线官员的判断力和执行力，也离不开国民的公共卫生意识。不过在自律之外，始终新病毒存有许多未知数，例如中国专家最近便指病毒潜伏期最长可达24天（中位数是3天），远超最初估算的最长14天，所以对于未来两星期的疫情仍然不可过于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