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十大号角吹响】期待一个日渐宽松和开放的中国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自文革结束、政治生活逐渐制度化和规范化以来，中共历次党代会召开之前，都会有一个长周期的布局和筹备。最近中共连续出台了一些文件，其中如《2019—2023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皆是横跨2022年二十大的安排。几乎与此同时，中共在十九届四中全会后进行了一轮密集的省部级人事调整，直接关系二十大的人事安排。考虑到中共历来的行事逻辑，这些将影响未来数年的安排，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中共决策层对二十大的长远布局。

二十大是习近平等中共新生代领导层执政10年后的党代会，从国际层面来看，是中美关系日益深陷结构性冲突、中美贸易战爆发后的首次全国党代会，从中国国内来看，是中共“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交汇下的全国党代会，政治意义不同寻常。

鉴于全国党代会在事实上具有中国最高政治权力、能调整和决定重大政策，故过去多年，每当临近全国党代会召开的时候，世人总是会寄予期望，希望政治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政策能因应时势和民之所欲，与时俱进地调整、改革，推动国家进步。

那么，对于中共二十大来说，世人又有哪些期待呢？

毫无疑问，不同人基于不同的身份、立场和价值观，会有各种各样的期待，不一而足。但若将世人的诉求汇聚起来，寻找重叠共识或最大公约数，一个日渐宽松和开放的中国应该是多数关心国家发展的中国人共同的心愿之一。这是人之天性，多数人都渴望自由，希望活在一个相对不那么严厉和封闭的社会环境内。尤其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日益重视人权、自由的互联网时代，这样的诉求更加强烈。另外中共建政70年的历史和正反面教训亦说明，日渐宽松和开放才是国家长远之道。

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之所以能迅速摆脱文革期间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秩序濒临崩溃的困境，从长期贫穷落后的封闭国家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实现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所说的“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经济社会进步”，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彻底反思文革时的极左错误，回归常识理性，通过有序改革，融入国际社会，变得日渐宽松和开放。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一系列复杂原因，中国社会滋生和积累了一些矛盾，腐败肆虐，社会思潮撕裂，中共“党的领导”和中央决策层权威陷入危机，不少人质疑“政令不出中南海”。

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来，为了解决政治社会危机，中共新生代决策层推出了一系列举措。若沿用传统“左”“右”的认知分野，经济层面的举措偏向“右”，更加开放，包括主张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降低外资的市场准入门槛、扩大金融开放和进口。政治社会层面的举措偏向“左”，包括大幅收紧公共舆论管控，在各个方面强化了中共“党的领导”，实现了政治权力向决策层的快速集中。坦率说，过去几年的调整、改革，确实有效缓解了之前的危机，重塑了官场生态，建立了一个更具组织动员能力、更加强有力的政治秩序，用中共十九大报告来说，“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尤其是反腐行动，有效扭转了腐败肆虐的态势，革新了官场形象。

但与此同时，随着十八大前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近年来强化管控、政治权威高度集中的边际效应逐渐递减，甚至已经开始滋生新的问题。比如，在公共舆论管控层面，过去几年中国经历了多年未有的罕见收紧，这在国家转型、内外挑战严峻的时候有其内在逻辑，但不能产生路径依赖，目前已经被普遍认为超出了合理限度，抑制了社会活力和公共舆论监督空间，不利于全面深化改革、国家长远发展。在强化中共“党的领导”和决策层权威层面，固然合乎既有政治秩序的内在需要，确实应该建立一个权威稳固的以最高决策层为核心的政治秩序，但目前目标早已达成，甚至已经由此造成技术官僚缺乏相应权威、官场不作为、形式主义盛行。

有鉴于此，期望二十大后中国各方面能有序变得更加宽松、开放。在政治上，既然核心早已落定，新的党国体制已然稳固成型，那么不妨在此基础上，去塑造政治上的宽松开放氛围，保持必要的民主，保障技术官僚的制度性权威，激发官场积极性与活力。在社会和公共舆论层面，为了国家长远发展，为了适应现代化治理的内在逻辑，中共应在维护既有秩序的情况下，推动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一个社会的政治正向演变，历来都是因时制宜、顺应时势。过去几年，中国政治由于因应十八大前后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方向性调整，呈现了强化管控的鲜明特征。现如今，随着问题早已得到有效解决，强化管控的负面影响日益暴露，知识界普遍有一种焦虑感，中共自然应该顺应新的形势，在已有政策基础上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