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洪元251事件”戳痛民众　华为舆论风暴背后的真相与情绪

在国际声名大噪的中国科技巨擘华为，近日再因为与一名前员工的纠纷而成为内地舆论焦点。“华为大公司欺压小员工”、“华为对离职员工司法迫害”等言论接踵而至，一时间，这家在中美贸易战里象征民族韧性的企业，沦为媒体与网民口诛笔伐的“剥削者”。
这场风波的是非曲直其实尚未明确，但华为成为众矢之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戳中了当下内地一个痛点—劳资矛盾，尤其是互联网行业的劳资矛盾，即使这种矛盾的线索还未充分展现，社会舆论已等不及所谓“真相”，急于表达情绪。

上周四（12月5日），华为首席法务官宋柳平正式向外回应“我们的声明写得很清楚，对涉嫌违法犯罪进行举报，所以它不是一个劳动纠纷。我没有再多的评论”。宋柳平所称的“它”是“李洪元251事件”。当天，华为高级副总裁陈黎芳进一步明示，华为举报前员工李洪元一定不是为30万元人民币离职补偿，而是涉及“超出华为一个企业可以做的事情”，故依法举报，“我们要有足够耐心，来看李洪元到底犯的是什么事情”。随后自称了解该事件一些内部资讯的《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暗示，华为当前在李洪元事件上有难言之隐。

华为回应火上加油

这场突如其来的舆论风波源自11月28日中国自媒体上爆出一份《刑事赔偿决定书》，从而牵扯出李洪元因在离职时与华为就离职赔偿款等问题发生争执，而后被起诉敲诈勒索，羁押251天，后因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无罪释放的事件。

2005年10月，李洪元从浙江省巨化集团离职，加入华为在杭州的部门。离开华为前，李洪元在华为的太阳能逆变器业务部门工作。2016年11月，他曾向上级举报其所在部门一些造假行为。2017年，华为人事部门决定不再和他续签劳动合同，李洪元接受了这一决定。去年1月31日，李洪元和华为网络能源产品线人事管理人员何某谈判，协商后将“N+1”赔偿改为“2N”赔偿。去年12月16日，深圳警方对李洪元实施强制传唤，将其从住处带走，案由为涉嫌职务侵占，但在其抵达公安局后，案由被变更为涉嫌泄露商业机密，刑事拘留了一段时间后，案件移交检察院。直到今年8月23日，龙岗区检察院才最终以“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决定不起诉。截至释放当日，李洪元被羁押了251日。

事件曝光后舆论反应强烈，在华为内部的论坛“心声社区”上，有人在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发表的被拘捕事件一周年感言下面留言“251”，以示对华为的“抵制”；在知乎、微博等中国自媒体平台上，多的是对华为的“讨伐”。华为在应对外部打压时成为危机公关意识的表率，但在处理“李洪元251事件”上，它显然没有给出公众满意的回应。随着事件在自媒体平台不断发酵，甚至进入官媒讨论阶段后，华为才姗姗来迟首度发表声明称：华为有权利，也有义务，并基于事实对于涉嫌违法的行为向司法机关举报。我们尊重司法机关，包括公安、检察院和法院的决定。如果李洪元认为他的权益受到了损害，我们支持他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包括起诉华为。这也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

然而，华为在声明中只表示支持李洪元起诉华为，并未对事件本身作出说明。这让本来就急于了解事件全貌、等候华为发声的网民更为恼火，自媒体“大V”（指拥有众多粉丝的用户）的意见开始“收割”舆论，例如有“大象踩了你一脚，你可以踩回去”这些对华为的反讽、中共党媒“人民网”转载评论称华为姿态傲慢、大陆媒体澎湃新闻特约评论员指华为的声明包含着“御赐”的倨傲等，连一向热衷于就中国热议社会事件发声的胡锡进都发表评论，称华为的回应声明没有照顾社会态度，“输了情”。

较早时候，内地民众对华为仍不吝溢美之词，为孟晚舟仍受困加拿大打抱不平，但随着“李洪元251事件”曝光，往昔的追捧都转为挞伐。是华为真的该被千夫所指？还是舆论真的对所谓李洪元离职风波中的蹊跷之处未有察觉？恐怕不尽然。

互联网放大“负面”效应

华为前员工的离职事件之所以广受关注，背后有多方面的原因。正因如此，要全面看待这场风波，就不能只停留在谴责企业或站队的层面。

从华为自身来说，一方面当然是其树大招风。这就好比日前刚被舆论围攻的网易暴力裁员事件，虽然这种议题在中国以至全球各地每天都可能发生，但华为、网易的裁员风波能够掀起舆论风波，正因为这些大企业更容易成为舆论的靶子。另一方面，舆论对华为的讨伐一定程度上夹杂着失望，因为华为在过去几年代表着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成就，市场占有率大增，被贴上“国货之光”的标签，尤其是中美贸易战中，华为抗住美国政府的打击，其表现激起了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中国民众赋予华为的荣光里一定程度上寄托了爱国的朴素情感，这已经超越了对一个品牌的单纯喜爱。正因为此，伴随李洪元离职风波而成为舆论焦点的劳工赔偿不合理、业务造假、“诬告”员工等负面消息，才会令民众大受冲击。

从资讯传播的角度来看，互联网平台在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近两年，网络维权案例不时引起舆论热议，如此前的“996”工作制（即每天早上9时上班，一直工作到晚上9时下班，每周工作六天）讨论，原本只是内地一个程式员在一个开源网站上发起对互联网行业加班工作制的抗议，但随着网民的关注与呼应、互联网大佬的发声、官媒的跟进，演变成一个社会话题。再如此前的网易暴力裁员事件，当事人早已在多个社交平台发布遭到网易暴力裁员的文章，但未有引起太多关注，不过，随着知乎、微博等社交平台上的网友互相转发，特别是得到一些“大V”转发关注，话题最终在多个平台互相延伸，引起激烈讨论。

“李洪元251事件”也是如此，一开始在自媒体平台上曝光引起关注，而后被主流新闻网站进一步讨论发酵。当然，这一方面与华为没有及时公布完整线索，导致资讯不对称，让舆论出现误判、从众，甚至被带节奏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资讯传播的规律中，负面资讯总是最容易跑在前面，且放在互联网环境下，这种“负面”效应更容易被放大。

其实，无论是华为自身危机公关做得不够，还是舆论被带节奏等都好，都不是决定舆论风向的最根本原因。舆论之所以呈现出同情李洪元，谴责华为的风向，是因为外界最先接收到的资讯不是华为后来的回应，而是“李洪元251事件”是一个劳资纠纷事件，而这戳中了当前众多内地民众的社会诉求。

现有法例难解劳资矛盾

“我们永远都不能成为孟晚舟，但随时可能成为李洪元。”—一位内地网民对李洪元事件的评价，道出了互联网从业阶层的普遍心态。在过去十多年间，内地互联网进入扩张阶段，以“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为代表的互联网巨头先后在国际崭露头角，与此同时，互联网从业者出现爆发式增长，一项资料显示，截至2017年，中国互联网公司数量达49.8万，同比增长14%，互联网从业人员数量达1,600多万。在这个过程当中，基于竞争力与发展节奏等因素，互联网行业形成了一种不成文但十分普遍的“996”工作制。

今年5月，内地舆论刮起一场围绕“996”话题的风暴，互联网大佬马云的“996福报论”及刘强东“混日子的人不是我兄弟”的言论纷纷遭到网民谴责，认为这种思维反映资本家对新工人阶级的剥削。内地现有《劳动法》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工时制度。但现实中，“996”已成为当前内地互联网行业内大小企业都在奉行的普遍工作制度。事实上，5月份对“996”的讨论已暴露出现有《劳动法》难以解决内地互联网行业存在的劳资矛盾，但当时的争议仍旧局限在到底该“996”还是“8小时”工作制。

坦诚讲，抛开阶级站位，马云、刘强东敢于在舆论风口发表那样的言论，想来也不是为了显示既得利益者的优越感，而是他们创业的时代正是内地互联网的起步阶段，之所以劝告现在的年轻人不要过于在意工作时长这些条件，是因为他们那个时代还处于“做蛋糕”的阶段。就如过去几十年，中国社会最关心的话题是如何创造经济奇迹，但如今，中国经济的发展成就世界瞩目，中国人也更强调个人获得感的满足、对社会资源分配是否合理、社会规则的制定是否公正。再回到“李洪元251事件”，舆论之所以对华为如此不满，大概也是对现存的劳资矛盾深有同感，而并非对李洪元与华为二者之间的所谓纠纷“投票”。

上文刊载于第192期《香港01》周报（2019年12月9日）《“李洪元251事件”戳痛民众　华为舆论风暴背后的真相与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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