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内地猪肉价格暴涨　两岸猪年猪事风波不断

猪年猪事不平静！近期内地猪肉价暴涨，中央与地方政府纷纷提出因应措施；同一时间，台湾历经1997年口蹄疫的产量短缺，于2019拔针并脱离口蹄疫区，猪肉将可外销。
“猪”成为两岸关注议题，但两岸心情大不同。
撰稿：卫木瑾

内地猪肉价近期暴涨，根据中国商务部资料显示，8月26日至9月1日，猪肉批发价格为每公斤人民币34.59元，环比上涨8.9%，这已是猪肉批发价格连续第13周上涨。此外，国家统计局于9月4日公布监测结果，8月下旬生猪来源最大宗的“外三元”（外国杂交生猪）价格较7月上涨10.7%，每公斤为人民币27元，上涨2.6元。虽然公告数字如此，有不少民众反映实际涨幅更高。

猪肉价格的飙升引起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便在8月21日的常务会议上就稳定生猪生产与猪肉保供稳价提出五项对策（简称“国五条”），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则于8月30日更进一步强调猪价对策，各地要严格按照“省负总责”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要求，并在加强防疫外，启动价格补贴连动机制，保障猪肉供应与市场价格的稳定。

在中央的指示下，地方政府也纷纷推出相关政策，如广西南宁便推出猪肉价格最高限价，针对多个农贸市场价格进行干预，按规定执行最高限价；广东则推出“猪十条”，实行生猪生产红线制度等。截至目前，还有海口、江西、广东、江苏、四川等近10个省（市，县）推出相关政策，希望能控制住持续飙涨的猪肉价格。

当台湾媒体看中国大陆猪肉价上涨，往往不假思索将原因指向非洲猪瘟的同时，反而忽略了是否一场瘟疫就会造成猪只生产减量、价格飞升？或者是政策宏观调控出现了什么问题？大陆正在发生的问题，其实可以从台湾的经验找到一些影子，当台湾在看非洲猪瘟的时候，或许可以参照1997年曾经经历的口蹄疫事件。

1997年“台湾口蹄疫”之鉴

2019年，台湾农委会宣告台湾终于拔针成功，从口蹄疫区剔除，台湾猪肉终于可以外销。但此前的台湾猪产业经历一段灰暗的沉落期。1997年，台湾爆发口蹄疫，在此之前台湾毛猪生产头数高达1,500万头，并靠著冷冻猪肉外销日本，可赚取每年约新台币500亿元的外汇。但疫情爆发后，被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列入疫区，400多万头毛猪遭扑杀，年饲养头数也掉落剩原本一半，整体经济损失高达新台币1,700亿元。

根据台湾媒体“农传媒”整理报导，当时台湾口蹄疫情造成灾害，一部分防疫观念不足，导致错失第一时间防疫；另外，当时台湾农政单位以评价额六成作为扑杀补偿金，加上当时猪价狂泻，造成补偿金高过拍卖金额，许多猪农干脆“故意疏忽”，让猪感染口蹄疫，换取补偿金。 台湾政府政策无法收拾疫情，反而衍生出另一种乱象。

“猪价上涨”并非单一因素造成

将视角回到内地，今日内地猪价的上涨更复杂，可能是并非一场非洲猪瘟便能归结的原因，而应该从内地经济语境下的猪周期来看。传统意义上的“猪周期”，指内地猪肉价格波动有大周期和季节性小周期之分。在大周期影响下，生猪养殖户根据猪肉价格讯息和未来预期决定存栏量（指在饲养中的牲畜），但大量散户养殖由于讯息不对称，加上养殖决策的推出到出栏中间存在时间上的差异，猪价和存栏量始终出现周期性的波动。

这次内地猪价的上涨，除了非洲猪瘟造成的影响之外，不能不忽视大陆猪只去产能的问题。2014年，内地农村和农业环保领域第一部国家级行政法规《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实施，其对散养户的管理趋严。2015年更发布了《关于促进南方水网地区养殖布局调整优化的指导意见》，中国南方133县、京津冀等区域划定禁止养殖区。

2016年国务院印发《“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要求2017年底前，各地区依法关闭或搬迁禁养区内的畜禽养殖场（社区）和养殖专业户。虽然理想状态是透过规范促成养殖业转型，汰劣扶持优良养殖户，但实际发展常未如想像的美好。

2014年内地环保法规的带动加上农村人口的老化，导致养殖散户渐渐地退出了养殖业。根据内地网友“戴老板”的统计，目前全国划定的禁养区4.9 万个，面积63.6 万平方公里，关闭或搬迁禁养区内畜禽养殖场21.3 万个。从2015到2017年，累计清退产能约6,000 万头。

如此多的产能退场，加上2018年猪瘟导致产能缩减，在2019年中国农历猪年迎来猪价大涨的局势。瘟疫的天灾难以逃脱，但人为的调控却是可以不断在经验中寻求改善。这次猪价上涨考验内地的宏观经济调控，如何一边防疫，如何在环保与养殖生产中寻求平衡，都是这次危机必须面对的问题。

而台湾面对中国大陆猪价上涨风波，难以幸灾乐祸。台湾政治人物与媒体更不应利用这个议题来制造两岸分隔对立。在全球化的现实下，大陆养殖业所爆发的问题势必多少会给周边区域带来影响。在畜牧业上，瘟疫难以避免，但如何透过政策规划让养殖业网趋于更理想的状态发展，才是首要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