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犯条例】田飞龙：街头抗争卷土重来 香港政治魔咒怎么破？
围绕香港今次反修订《逃犯条例》游行及相关话题，《香港01》专访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法学院副教授田飞龙。他认为此次反修例运动再次暴露央港关系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并未真正解决，香港在回归二十二年之际依然是“制度离岛”，“一国两制”的全面准确实施依然面临严峻挑战。
《香港01》：这一次的反修订《逃犯条例》游行，人数之多超出各方预计，对于香港内部的损耗却是直接的，而且从中也不难看出，港人对于北京的深度不信任甚至是恐惧。
田飞龙：香港是购物天堂、自由港和旅游天堂，在这些自由和繁荣背后，人们想不到香港还是一个“逃犯天堂”。陈同佳案，一起香港居民涉嫌在台湾杀害香港女友的刑事案件，由于港台之间缺乏逃犯移交协议，也缺乏有效的个案移交制度，导致嫌疑人迟迟不能受审。
由于司法证据的完整性与唯一性，如果逃犯不能及时移交，即便在香港提起诉讼亦难以获得足够证据支撑定罪量刑，最终将放纵犯罪。特区政府本于弥补本港法治漏洞的动机，启动对本港《逃犯条例》之修订，试图在“协议移交”之外创设“个案移交”制度，以便利香港与未签署移交协定的司法管辖区之间开展逃犯移交互助合作。此次修例由个案引发，但其意义确实在于填补香港法治的固有漏洞。
作为法治社会，港人本应理解和支持这一修法行为。特区政府乃至中央未曾预料修法过程如此一波三折，甚至引发多次抗议性的大游行。来自国际势力的超强支援一扫反对派在“占中”后的政治颓势，如同焕发了“第二春”。
然而，在“占中”之后的香港治理策略，中央已明确转向“依法治理”和“有序融合”，反对派的极限施压即便有超强的外部支持，亦不可能逆转这一管治新方向。只是对抗强度会升级，中央的管治与融合措施会加强。问题是此次反修例运动再次暴露央港关系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并未真正解决，香港在回归二十二年之际依然是“制度离岛”，“一国两制”的全面准确实施依然面临严峻挑战。
《香港01》：港府一开始的做法确实存在很大问题，自以为得势不饶人，拒绝给予空间让社会凝聚共识，更差劲的是只向商界“让步”，以为“数够票”便万事大吉，对外界质疑不作细致说明。虽然后来对草案有所修正，但为时已晚，民众的情绪已经被充分调动起来。就算特首林郑月娥哽咽表示“卖身给香港”，头顶上“卖港”的帽子还是摘不掉。
田飞龙：特区政府在准备修例草案时未能充分估计反对派的政治反弹能力及国际势力的干预能力。最初的修例草案在逃犯移交的罪名范围、起刑点及权利保障上确有不完善之处。特区政府的考虑可能偏于简单，以为《逃犯条例》本来就有“协议移交”制度，此次不过是确立一种无协议条件下的“个案移交”制度，对罪名和起刑点未做认真考量及精简处理。
经过前两次大游行以及国际社会某些势力的强力施压，特区政府已对条例草案有所修正，在6月9日晚间特区政府针对大游行的官方回应中，这些修例草案的要点及较为健全的保护性法律（条文）已清晰列出，然而反对派及大游行民众并不买帐，依然共同沉浸于一种“送中恶法”的政治魔咒之中。
《香港01》：这里就存在了“一国两制”下香港法律问题政治化的一般逻辑：只要是有利于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的立法和决策，反对派都一概视为破坏香港司法独立与自由的“恶法”。这种逻辑在《基本法》23条立法、国民教育、政改决定、一地两检甚至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决策等重大事项上皆然。
田飞龙：反对派理解的“一国两制”仍然是“井水不犯河水”，是“两制”与“一国”的象征性连接与实质性疏离的状态。这种特定的状态是回归初期的事实，却不是“一国两制”的初衷初心，也不是“一国两制”的规范状态。反修例大游行显示出香港反对派仍然没有走出“逢中必反”的逻辑怪圈，仍然以紧密联系及融入西方体系作为安全感的唯一来源。
反对派积极抗拒“一国”对“两制”的合理正当整合，抗拒《基本法》上涉及“一国”法律利益条款在本地立法中的具体化。这种取向及现实化的政治表现，必然进一步刺激中央循着“全面管治权”轨道加强对香港自治权的监督与塑造，加强对香港社会的国民教育，加强对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立法与行政管控。
《香港01》：占中运动及旺角骚乱等作为香港政治沸点之后，外界对香港转入“经济民生”曾有过乐观估计，尤其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香港回归二十周年的七一讲话意在去政治化，再加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经济融合与联动。可今次的大游行，似乎将一切打回原形，香港还是那个香港，政治从未因为“经济民生”而纾解。今次的大爆发，主要矛盾究竟是内因还是外因，比如中美贸易战？
田飞龙：6月9日的大游行表明，“占中”并不如烟，“占中”范式已经成为香港反对派社会运动的固有战术。
“占中”之后，尤其经历政改失败，香港在一段时期内转入“经济民生”的重建，在林郑的有为风格及中央相对宽松的融合发展策略下，似乎香港问题已有结构性解决的趋势。外部来看，特朗普主义下对“香港牌”的放松使用甚至闲置，对传统颜色革命效用的质疑及经费断供，一度导致香港反对派偃旗息鼓。加之“占中”后香港青年本土派向传统泛民主派政治夺权，亦造成反对派话语、路线和力量的分裂重组，甚至有碎片化趋势。
然而，中美贸易战使得“香港牌”与“台湾牌”一样重新变得更为重要，美国支持香港反对派的传统路线在美国国家利益的驱使下重新启动并发挥作用。
如今，香港街头政治“满血复活”，与“占中”追求的普选相比，此次社会运动设定的核心价值目标是“安全”，香港每一个人的自由安全。普选或为政治民主的进步诉求，并非每一个人都会关切，然而反对派炮制的“自由安全”却是香港每一个人的核心关切。反对派误读修例草案，污名化内地司法与法治，以多种形式制造恐怖性话语和场景，刺激了香港人内心对国家政治体制与法治的深刻不信任及恐惧感。
《香港01》：反过来说，之所以反对派能有效制造恐惧，还是因为香港有着民意基础和土壤，归根究柢还是不信任。
田飞龙：这种“港式恐怖感”的来源正是一百五十余年的“殖民史观”对回归二十余年之“爱国爱港史观”的绝对优势。作为香港人，对内地的记忆和理解受到殖民史、内地革命运动史、全球化民主史、香港本土主义等多重因素的长期影响和塑造，对国家的不信任已深埋于历史深处及意识形态之中。“一国两制”的初始设计过于偏重回归形式及回归后对内地经济现代化的直接功用，在香港的“去殖民化”以及主权秩序的宪制设计上有所偏差，造成回归后的“人心不归”以及香港精英层与西方势力的紧密利益与价值联盟关系。
“占中”运动尽管失败，但它作为一场全新的港式社会运动，却为反对派所充分理解、认同及反复模仿。如果香港反对派占领立法会并成功瘫痪立法，则可进一步塑造香港社会运动的历史记录和颠峰体验。果真如此，今后的23条立法、国民教育指引等绝无可能顺利通过。不过，反对派任意升级政治对抗、在中美贸易战之际变相站队美国一边的政治行为，很可能遭遇重大政治失败，中央更不信任，香港民主之路也因此更加艰难。
上文刊载于第167期《香港01》周报（2019年6月17日），原标题为《街头抗争卷土重来 香港政治魔咒怎么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