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关键问题 解构中国经济管治格局
在中央铁腕推进债务“去杠杆”措施持续半年之后，内地经济金融形势最近显得微妙诡异。闹得轰轰烈烈举国皆知的是，中央政府两大经济中枢部门央行与财政部，就经济财政金融政策发生史无前例的争论。暗藏波澜的是，央企迎来新一波密集“换帅”潮，半年来总计有超过20位央企“一把手”被撤换。
撰文：刘洋
内地近几年持续的经济下探，在去年底与今年前两个季度似乎已经得到抑制。然而，现时内地的经济金融局势可说是“风急浪高险滩已过，静水流深矛盾待解”。解开中国经济深层次矛盾的猛药，除了中央正围绕债务高企和产能过剩顽疾推行的去杠杆去产能，就是中央层面、国有企业，以及地方政府有待提速的改革。外界对近年中国经济趋势、主导机构权力变化、政策人事等有颇多质疑，而在这些问题背后，恰恰能看到中国经济管治格局的变化。
第一问：中央对国企和地方政府有意见吗？
很显然，目前各种信号显示，中央很不满意国企和地方政府在改革上踟蹰不前。最近，内地经济热点无论是信用债违约、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下马，还是社会融资数据的断崖式下降，以及对一度声势浩大的三四线城市棚户区改造的紧急叫停，都与中共十九大前后习近平不断警示金融风险、金融部门进入紧张整顿模式有密切的关系。
与金融部门在各方压力之下大刀阔斧去杠杆相映照的是，以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却一直毫无作为，困守自己利益之地，一再拖延改革，长此下去，势必对整个中国改革造成拖累。相关迹象亦表明，中央对此甚为不满。
在今年6月举行的陆家嘴论坛峰会上，中财办前副主任杨伟民批评，近两年处置的“僵尸企业”（因获得贷款或政府支持而免于倒闭的负债企业）仅属冰山一角，若这些“死窟窿”不清理，将会耗尽中国经济的源头活水。他更表示，“国有企业改革进展缓慢一定程度上拖了后腿”、“混合所有制改革已经上升到基本经济制度重要实现形式高度，对改革方向十分明确的改革没有必要搞试点，也没有必要审批以后再改革”。
6月13日，习近平亮相山东烟台，视察两个国有企业并说：“谁说国企搞不好？要搞好就一定要改革，抱残守缺不行，改革能成功，就能变成现代企业。”这番说话与以往和颜悦色鼓励国有企业“做大做优做强”的态度，可谓画风大变，从中亦可看到几个要点：第一，习近平要反击有人反映国企搞不好的看法，认为能搞好；第二，批评国企“抱残守缺”，对国企改革进展流露不满；第三，国企要搞好，就要加速推进改革；第四，改革的方向是现代企业，中国国企不搞私有化。
地方政府近40万亿元人民币债务，则是另一严重问题。5月19日，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贺铿于“2018中国企业信用发展论坛”演讲，指“地方政府就没有一个想还债的，政府信用比企业信用还差”，“要让他还债，他说我工资都发不出来……所以现在欠的这些债不说还本，还息许多地方都还不起”。
第二问：央行地位下降 中财办地位上升？
所谓“央行地位下降、中财办地位上升”，是对今天中国金融机构职责不清晰的误判。在今年3月的两会上，对媒体一贯笑容可掬的“人民币先生”周小川，在手握中国央行权杖足足16年之后正式卸任央行行长一职，交棒给其在央行的副手易纲。对于这一权力交接，坊间不无疑惑，没有了周小川的中国央行，是否权势和影响力依然？
除了周、易个人资历因素，还有两件事情增加了上述疑惑。一是中共十九大后国务院层面高调成立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金稳委），作为中国政府内金融事务最高协调机构，金稳委由国务院主管金融的副总理领衔，央行行长仅为金稳委办公室主任；二是两会后，银监会和保监会合并成立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银保监），将原有的“一行三会”金融监管架构变为“一行两会”，履新银保监掌门人的郭树清，随后又被任命为央行党委书记和副行长。
尽管外界有着种种疑惑，但央行地位及其对中国经济的话语权似乎并未发生任何实质改变，其核心职能仍是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两项。央行仍是行长负责制，在周小川亲自出席的权力交接仪式上，央行党委书记郭树清表态拥护行长易纲行使职权。更显微妙的是，金稳委成立后将办公室设在央行，而央行行长出任金稳委办公室主任这一安排，反倒是加重了央行行长在新一行两会架构下的协调角色。
金稳委换届，新晋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从其前任马凯手中接过权杖。除了主掌日渐水涨船高的金融事务，刘鹤的副总理分工尚有国有企业、科技、美欧经贸事务等，无怪坊间热议刘鹤成为继朱镕基后，经济事务担子最重的国务院副总理。而被外界有意无意忽视的是，刘鹤升任副总理后卸任发改委副主任，但一直兼任中财办主任一职。
中共十九大和今年两会过后，党管经济、党管金融的原则得到空前强化。党管经济最直观的体现是，原有的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升格为中央财经委员会。而党管金融政策的确立、金融委的成立，令金融领域的监管从以往仅为一行两会领域的话题，上升到国家安全的层面。
在这一大背景下，作为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的中财办，其地位无形之中也水涨船高，而由刘鹤兼任中财办主任，更是强化了中财办作为中共经济中枢和大脑的角色。
第三问：经济团队有“派系” 总理话语权降低？
现时中国政府的经济团队，有政见之别而无派系之争，总理的话语权与朱镕基、温家宝时期相比显然有所不足，但也不能用权斗之见去解读。
自7月13日以来，央行与财政部互相“开炮”，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公开撰文指斥财政部“耍流氓”，财政部不遑多让，以匿名人士公开回应方式讥讽央行为“小国央行”。在这一吵闹互骂的背后，隐现的是政策与权力之争。而作为中国经济两大核心“派系”力量，财政与金融部门历来就存在着分歧。
此轮金融去杠杆，央行打出收紧货币和缩表组合拳，但随着市场趋于“恐慌”、债市违约、股市下行，不出所料遭遇各方反弹。正如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在央行财政部之争中所言：“加投资、加杠杆，千好万好大家好，而减投资、去杠杆、优结构，则是千难万难人人难。”
6月27日，内地互联网流传一份湖南省常德市政府在6月22日召开的化解政府债务的专题会议内容纪要，声言要求银行针对地方政府债务展期、降息、续贷，否则将会向中纪委举报。这是地方政府对金融部门去杠杆的第一反应。在此重重压力之下，央行把希望寄托于财政部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希望一紧一松之间能化解市场和各方的满腹怨气。财政部则囿于所谓财政纪律，在财政收入增长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情形下，也没有拿出大把真金白银投放市场。
不独如此，先后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并通过的《关于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指导意见》，作为中国国有金融资本管理新规，其核心是，中央政府将金融资源配置权从地方政府手中上收，并交予财政部。财政部接管金融国资，而对地方政府盲目举债却不加约束或约束不力，造成金融系统坏帐风险陡增。对此，央行也一直颇为不满。
相比央行与财政部政策与经济话语权之争的由来已久，在早前的超常规中共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后，国务院在中国经济中的角色转变尤为瞩目，在党管经济空前强化之下，国务院的经济事务执行角色更加突出了。
国务院职能角色转变的深层原因，除了机构改革，尚有中国政治周期因素。在深受胡温时代“政令不出中南海”困扰之后，习近平自十八大上台执政以来，以强力反腐与党建重塑中央权威，这一政治周期的演化，自然要求在中共中央层面集中全力防范金融风险。
因而客观地说，对经济金融事务的决策权，李克强相比朱镕基、温家宝前两任总理，其角色和话语权已经出现重大调整。
总而言之，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成为中国经济“第一要务”的局面下，中国经济去杠杆去产能已到关键时期，国企和地方政府对此出现犹豫和抵制，这一时期矛盾多发困难重重，尤为考验中国经济决策团队大力推进改革的执政能力。
上文刊载自第121期《香港01》周报（2018年7月23日）《三大关键问题 解构中国经济管治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