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台湾人的“母语”? 宣传“台语濒危”背后隐含政治议程

撰文: 林嘉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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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台湾刮起了一阵“台语濒危”风。5月3日,台湾立法院长游锡堃在“台语汉诗吟唱”活动上致词,他提到“台语是台湾人的母语,却有很多人不会讲台语”,而台行政院长苏贞昌日前回应“教育部调查”台湾只有22.3%的年轻人能够流利使用“台语”时也表示,“母语断,文化就灭”,强调会提高“台语文推广”预算。显然,当今行政与立法两院的领导者,在推广“台语”议题上的态度是一致的。

其实,这波“台语濒危”的宣传,从2020年12月就在台媒版面上出现。游锡堃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推广“台语”教育不遗余力的他,一席“台语是台湾人的母语”,更像是有意无意说出了心里话:只有以“台语”为母语的人才是符合标准的“台湾人”。而他们没有说的是,“台语”也是发源自中国大陆闽南一带的“地方性语言”,如今,闽南语却被转化成“台语”、一种“专属于台湾”的语言。

台立法院长游锡堃(中)出席“2021蒋渭水台语汉诗吟唱赛”,以闽南语吟唱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多维新闻╱林君颖摄)

其实,遭台媒广泛引用的“2020年教育部《台湾本土语言调查报告》”根本不存在,其庐山真面目是台湾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叶高华利用2013年“台湾社会变迁调查(第六期第四次国家认同组)”结果所进行的研究,并在2017年发表于学术期刊《台湾社会学刊》上,台湾教育部建构的“本土语言资讯网”即是引用这个资料。

首先,按照台湾法律系统,其实并没有“母语”这样的法律用语,最近的法制化是使用“国家语言”,如2019年制定的《国家语言发展法》所定义,“国家语言,指台湾各固有族群使用之自然语言及台湾手语”,这个定义的奥秘之处即在于,“固有族群”究竟包含哪些?不属于“固有族群”的人,其母语是否会被包容?

根据立法理由文书,“台湾各固有族群”,“系指既存于台湾,且包含各离岛地区,并受国家治权管辖之传统族群,不包含非本国籍人士取得我国长期居留权及由他国移入我国并取得国籍者”;而“自然语言”,则是指“固有族群随文化演化之语言,如台湾地区原住民族群所使用之原住民族语言等,非指特意为某些特定目的而创造之人工语言,如电脑程式语言等”。

在这样的定义中,有许多尴尬之处,例如,1949年前后,跟随国民党政府迁台的大陆各省民众所使用的汉语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是否能够算为“固有族群之自然语言”?从实践上来看,这些族群跟语言,显然没有获得如同闽南语/台语的待遇,特别是“台语”还被强调“名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义为‘重大危险’的第三级濒危语言”。

在这个“台湾人母语濒危”的视野里,被包装成“教育部报告”引述的叶高华研究论文,其实明白指出同样是1986年到1994年出生的台湾年轻人,在家里最常使用的语言是“客语”的比例,仅有1%,远低于“闽南语”的22.3%跟“闽南语+华语”的19.1%。尤其是,该世代会对下一代讲“闽南语”的比例,仍有17.2%,“闽南语+华语”有13.6%,更与“客语”的0.3%不成比例。

“110年蒙古民族纪念仪典-成吉思汗祭典”5月2日在台北福华饭店举行,首度由文化部长李永得(中)主祭,李永得并表示,蒙古族的文化其实也是台湾多元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台湾政府并不担心蒙古语濒危问题。(中央社)

对人口高达450万、占台湾总人口比19.3%的第二大族群客家人尚且如此,遑论人口仅存57万的原住民语言濒危程度,更不要说200余万人的中国大陆各省人士后代,但是绿营政客偏偏宣传的是距离濒危状态最远的台语。

在民族主义的范畴里,语言跟族群是让“民族”这个共同体得以抟成的关键元素,而对于“台湾民族主义”来说,一旦定义出“台湾人”以及“台语”,就有强化共同体的两处泉源,2020年蔡英文双十演说,即曾引用台语歌词“有路,咱沿路唱歌,无路,咱蹽溪过岭”作为结尾,颇受台独群体感动,要注意的是,其中的“咱”,意思就是“我们”,而这个“我们”究竟又是什么?

2020年蔡英文双十谈话以闽南语提到“有路,咱沿路唱歌;无路,咱蹽溪过岭”,是她上任以来第一次,意义重大。(AP)

2018年台湾通过《国家语言发展法》后,2019年筹设的“台语电视台”,虽然曾经引起诸多争议,但仍顺利上架并取得经费,还拍摄诸多“台语大戏”。根据公视2020年四季度收视分析报告,台语台的收看主力客群已经是35到44岁的青壮年人口(占比26.8%),而44岁以下人口总体则占收视人口50.4%,成绩亮眼,也有更多声浪呼吁以“台语文字”书写和传播,目前坊间已经有字典以及儿童绘本读物持续上市。语言、文字与认同结合的“教育”样态,正在持续推广。

从这波宣传“台语濒危”的浪潮来看,绿营政客不断将“台湾人”、“台湾母语”、“台湾文化”等元素串连成一体,其实不仅再度彰显闽南语/台语霸权在台湾长久下来的存在,也有朝向建构台湾民族主义、台湾人民族国家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