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从0到1的传播革命已经到来

自中共高层部署加强国际传播以来，中国各地开始陆续成立国际传播中心，新近引发关注的，是西藏为抢占涉藏国际话语权所成立的西藏国际传播中心。在此之前，多个省份已先后成立国际传播中心，包括四川、甘肃、海南、山西、江西、浙江……

各地纷纷成立国际传播中心，显然是对中央部署的回应，但在科技变革的今天，比成立国际传播中心更关键的是，承担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主体责任的主流媒体能否深刻洞悉世界范围内正在进行的一场从0到1的传播革命。技术的变革，无疑让这一传播革命更迅速、更容易被感知到。对新闻传播来说，一方面不可避免受到新技术的强烈冲击，传统的新闻生产与传播模式都随之要进行调整，否则就可能被淘汰出局，另一方面新闻传播也可以利用新技术实现涅槃重生，赢得传播革命的主动权、话语权，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握科技对传播的影响，以及洞悉这种影响又是如何促进社会领域的演变与发展。

科技变革加速“人人都是传播者”格局

虽然历史上传播技术的每次革新和突变都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变化，比如从印刷时代到电影，再到广播电视时代，但以往的革命和突变加总起来，也远不如今次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带来的影响这么大、这么广、这么具有颠覆性。因为从传播主体、媒介属性、内容构成、受众群体到传播效能以及成本路径，都在发生深刻变革。以往报纸、电视台完成一次传播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成本，而今只需要一支笔、一张嘴亦或是输入一条指令就能完成。

换言之，今次科技变革，不仅正在颠覆“供给侧”，也即传统媒介不再是传播讯息的绝对主体，且讯息的生成与传输也不再必然依托于具体的人，而且正在颠覆“需求侧”，也即原本被动单向度接受讯息的受众，而今亦成为一个又一个传播者以及讯息的强大反馈者，“人人都是传播者”成为可能。也就是说，传播中的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出版商、编辑、新闻记者甚至专家或名人，这为讯息的传播、意见的深化和政治、文化、商业、娱乐、教育的融合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

在印刷时代和广播电视时代，作为“供给侧”的主体，新闻媒体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 “需求侧”的受众只是被动的讯息接收方，人们要想获得讯息，只能等待报纸的出版发行或是守在广播和电视机前，且因为版面和时长所限，人们接受到的讯息也是有限的。而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广泛普及的今天，已经很少有人通过报纸、电视获取即时讯息，一个接入网络的手机就可以搞定一切，庞杂的讯息每时每刻都在呈现与互动，包括资讯、通信、娱乐、社交、社会服务、理财、购物、就业等等。此外，移动通讯也让所有人同时、随时在线成为可能。

而且在线的同时，还能通过留言、弹幕等方式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实时互动，交流意见。中国互联网络讯息中心2024年3月22日发布第5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10.92亿人，较2022年12月新增网民2480万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7.5%。另据法新社2023年7月报道，全球近50亿人活跃在社交网络，占世界总人口的60.6%。

除了“赋权”需求侧，科技变革也在不断模糊“供给侧”的边界。以今日头条、微信公众号、抖音等平台为例，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媒体，今日头条在建立初期喊出的口号也是“我们不生产新闻，我们是新闻的搬运工”，但不管是今日头条、微信公众号还是抖音，都承载了远超过任何一家媒体的海量讯息，且海量的UGC、PGC每天在该平台上生产与传播讯息，这其中也包括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媒体，比如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党报官媒，都在新媒体平台开设了账号，以形成自己的融媒体矩阵，更好适应正在进行的技术革命和传播革命。

随着互联网平台和社交媒体的崛起，一些头部KOL和意见领袖的号召力正在愈发凸显。2024年2月6日，普京接受美国FOX前主播卡尔森（Tucker Carlson）的访谈，该访谈播出后，很快引发各方关注，有分析认为，作为自媒体顶流，美国民粹右翼/MAGA的意见领袖和“弄潮儿”，卡尔森一个人可以盖过一整个新闻媒体，影响力甚至接近特朗普，可以成为半边天。尤其特别的是，他有一定的独立性，能够直接联系广大MAGA基本盘，并影响他们的想法，以及直接设定、影响、引导MAGA的议程。同样的情况也在中国广泛发生，比如依托于东方甄选突然火爆的董宇辉，不仅凭借一己之力将东方甄选推至带货顶流，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直播带货的生态格局。

当“人人都是传播者”成为可能，当技术变革的触角延伸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也随之发生变化，无论你做什么、去哪里，都离不开数字讯息技术、媒体和通信，即便只是刷一个小视频，也是在传播，也完成了一次大数据生产要素的积累。以往人们需要面对面才能实现的沟通与对话，而今只要“在线”就能搞定。在疫情期间，很多演唱会通过“线上直播”进行，实时在线人数达到惊人的千万上亿人次，这是任何一场线下演唱会所无法企及的，也是需要强大技术支撑才能实现的。不过这显然不是全部，“人人都是传播者”只是科技革命浪潮下传播革命的一个小剖面而已。

正如马云在阿里重组一周年之际所发《致改革 致创新》内部信所言，“面临这个技术巨大变革的时代，三、五年的时间跨度对于互联网领域而言，犹如一个世纪之久，足以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AI时代刚刚到来，一切才刚开始。”

后真相时代，价值传播才是王道

科技变革是一把双刃剑，放在讯息传播层面也不例外。科技变革带来了讯息的大爆炸与便捷流通，但同时也增加了人们辨识讯息真伪的难度。尤其当OpenAI公司在龙年伊始推出最新人工智能（AI）模型——Sora时，人们更是纷纷惊呼：现实不存在了。其实很早之前就有“后真相时代”的说法，只是Sora将这一现实更直接地推到了人们面前，并使得有限的现实世界和无限的虚拟世界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另外一个新的世界。有专家预测，我们将很快看到更为激进的传播融合和渗透。我们已然成为同时居住在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一个独立但又与现实世界互补的、紧密相连的虚拟世界——的第一代人。

对于媒体来说，后真相时代并不意味着真相本身不重要，而是真相不再是争夺话语权的关键，能否依托于价值传播来主导舆论，提供“情绪价值”，强化“人设”，才是占据国际传播制高点的关键。赫克托·麦克唐纳在《后真相时代》一书中开篇即提纲挈领提出“竞争性真相”的概念：因为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同一件事情是由多个事实组成的，对不同事实片段的截取会导致不同的真相呈现，这些事实片段之间因为使用者的不同企图而存在着竞争性。不同的表达角度导致了同一事件不同的真相，至于选择相信哪种真相则取决于你站在哪个利益立场。用《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的话说，人类其实一直生活在后真相时代：在讯息不发达的时代被蒙蔽，在讯息爆炸的时代只相信符合自己价值观的事实。

比如在香港修例风波期间，关于警队是否涉嫌滥用武力的问题，完全取决于受众的立场和价值观是什么。今天国际舆论对中国经济以及中共的判断与看法，也完全取决于趋于固化的意识形态，与中共做了什么、实现了怎样的实际目标不相干。

身处这样一个科技变革的时代，媒体人自身面临的挑战并非简单的被人工智能替代，虽然当ChatGPT横空出世后，媒体行业讨论最多的还是工作会否被替代，真正的挑战在于能否在掌握科技规律的基础上，在海量资讯中提取有价值的讯息，并将其与特定的背景和情境结合起来，生产出对社会生活与时代环境进行深层思考的内容。换言之，能否在科技浪潮和讯息浪潮中把准社会转型的脉络，让技术为我所用，才是传播者或媒体人需要的能力，但大多数传统媒体人并没有做好准备。当然如果再深入一步，面对席卷而来的AI浪潮，所有人或许都该重新思考“回归人的本质”之道，即如何做机器人不能替代的“人”，毕竟人类是在不断建立超世界存在、超自然存在的过程中更好地成为他自己的。具体到新闻传播领域，最重要的，是对现存世界中某些东西的超越和否定的批判性思维。

曾担任外媒驻华记者的美国专栏作家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中文名：何伟）回顾早年在重庆涪陵师专任教的经历时说，他看到学生们学的一本《美国社会调查》的课本，里面罗列了南加州的犯罪、种族主义等问题，何伟说，书中说的都是真的，但在这个遥远的中国的江城，抛开具体背景，讨论这些美国社会问题有什么意义呢？何伟认为，负面新闻的报道，本质上是为小区和群族服务的，一个小区中出了个混蛋，记者就应该把他揪出来，哪怕这个混蛋是美国总统。但是，报道遥远国家琐碎负面新闻，实在看不到什么意义。就像很多西方媒体，每天让助理寻找中国的负面报道，当成大新闻，但何伟说他看不到这种报道的意义何在，中国是一个变化的社会，不能脱离了具体的背景和情境，谈论这些琐碎的社会问题。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AI显然在呈现背景和情境方面，已经超越了很多人。

所以在后真相时代，资讯判断将继续成为主要构建话语权的手段，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越来越受到讯息圈层的影响，一个个小共同体和讯息单元将更为重要。这同时意味着，后真相时代极化现象将更趋严重，尤其是在算法的加持下，再加上原本讯息圈层的影响，人们会不知不觉陷入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中。对媒体而言，是投其所好还是坚持符合社会变革需要的价值传播，能否平衡好“既要”“又要”，从长远来看关乎生死存亡。

比如曾迎合民族主义而迅速抢占舆论战场的《环球时报》，在今天的氛围之下已经显得力不从心，因为自媒体时代从来不缺民族主义，这些以民族主义博取流量和眼球的自媒体显然可以比《环球时报》更“左”，在煽动民族主义乃至民粹主义时更没有包袱。再如在修例风波期间率先喊出“反送中”口号的挑逗港人情绪的《苹果日报》，即便没有国安法，在人们对公平正义的诉求越来越强烈的今天，“头脑与现实脱节”也注定无法长久，英美主要媒体面对今天世界变局的乏力根源即在于此。

科技变革呼唤“去政治化”国际传播

面对俄乌战争和以巴冲突，以及TIKTOK在美国的遭遇，恐怕没有人会否认，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习近平早在2013年的“8·19”讲话中便将互联网看成是舆论战的主要阵地，并在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强化互联网思维，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的目标。及至2020年6月30日，从小组升级之后的深改委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强调要“推动主力军全面挺进主战场，以互联网思维优化资源配置，把更多优质内容、先进技术、专业人才、项目资金向互联网主阵地汇集、向移动端倾斜，让分散在网下的力量尽快进军网上、深入网上，做大做强网络平台，占领新兴传播阵地。”如此布局的目标再清楚不过，那就是应对以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为主战场的舆论斗争。

基于国与国之间舆论斗争展开的国际传播，必然是政治化的。但放在更大范围来看，各国在有意无意传播本国意识形态及价值观念的同时，大量的文化、科技、娱乐、生活等讯息正在成为国际传播的重要内容，而这又是“去政治化”的，“去政治化”的国际传播是可以超越国别、种族和语言的，是基于人性和普世价值的，也是科技变革时代所青睐和呼唤的。

比如大熊猫，当世界各地的人们围观大熊猫时，自然是因为它外形天然携带的“萌”和“可爱”，是能给人带来的治愈感，这些情绪价值显然是“去政治化”的，但大熊猫作为中国独有的文化表征物之一，其符号价值又必然是政治化的，“熊猫外交”就是典型。再比如曾火爆网络的李子柒，“去政治化”的唯美意向和气息背后，承载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彰显的是民族审美，这同时也是“政治化”的。

还有面临被迫退出美国市场的TikTok，凭借其独特的创意和用户体验，在短时间内席卷全球，成为年轻人最喜爱的社交平台之一，数据显示，TikTok在美国拥有约1.7亿用户，为内容创作者提供了一个庞大而充满活力的观众群体，这些创作者利用TikTok作为展示才华、吸引粉丝并从中获取收益的平台，且多数内容是“去政治化”的，但随着其影响力的扩大，越来越被“政治化”，以至于牵动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之名将其除之后快。从这个层面看，去政治化的政治，才是最大的政治。

我们认为香港有希望成为中国的国际传播中心，既有中西舆论斗争“政治化”的一面，也有香港作为一个商业城市在联通中西文化上“去政治化”的一面。前者需要跳出“民主与专制对决”这样的议程设置，另起炉灶建构对于治理的论述，后者则是治理论述能否最终立起来的那只“看不见的手”。能否把握好香港在国际传播中的“政治化”与“去政治化”，能否深刻认识“去政治化的政治才是最大的政治”的内涵和外延，不仅决定着香港能否扛起中国的国际传播中心这一重任，也关系着香港能否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头找准自己的定位和角色。过去十余年香港的泛政治化，将整个城市推入盲目的政治亢奋中，最终只能“打碎牙齿和血吞”。而今虽然在反修例风波这样的“高烧”之后转入冷静期，也开始着力于经济民生，但“去政治化”依然任重道远。

时下，科技革命来了，传播领域的科技革命也来了，但传播本身的革命还没有到，传播革命还在从0到1的路上。科技革命让舆论战变得便宜和方便，同时也在加速传播作用的升级，在传统体系被解构、新体系还未形成的“过渡时刻”，传媒世界如何重构，既是对科技的回应，也在彻底改写传播生态。未来谁能否成为新型主导者，关键在此一役。